王代甲、王启熙、王启烈——
舍身为民慷慨赴死父子三烈士
王代甲（1902—1949），1902年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八渡乡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王世成、母亲王陈氏均老实厚道，靠租种几亩薄土艰难度日。
11岁那年，王代甲被父母送进本地一家私塾读书。私塾的老师不仅教育学生知书识礼，还常向学生讲些劫富济贫的剑侠故事。王代甲被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着，逐渐形成了嫉恶如仇的刚毅性格。两年后，王代甲辍学回家，与父亲一起给别人做帮工。
1921年，王代甲娶妻自立门户，第二年得子王启熙，1925年又添一子，起名王启烈。启熙、启烈二兄弟结实英俊，深受王代甲夫妻喜爱。
王代甲的家乡地瘠民穷，他时常与当地一些贫苦农民利用耕种之余上山打猎，天长日久，练出一双快腿和一手好枪法。王代甲行侠仗义，敢作敢为，渐渐被猎手们尊为头领。村民对现实社会不满，利用手中的猎枪劫富济贫，当起了绿林好汉。当地富绅串通起来，大骂王代甲等人是“棒老二（土匪）”，并禀报官府要求缉拿惩办王代甲一伙。
王代甲得到消息后，为暂避锋芒，于1933年秋背井离乡，漂泊于梁平、垫江、忠县等地。1935年春，风声渐趋平息，他重返家园，被（大）竹、垫（江）、梁（平）三县联防司令李孝庭聘作贴身护卫。1940年春，由李孝庭举荐任八渡乡乡队副，不久又担任天池乡联防主任。王代甲在给李孝庭办事和任乡队副、联防主任期间，逐步了解到国民党官场许多腐朽肮脏的内幕，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更加憎恨。在李天清的启发与帮助下，他利用八渡乡乡队副和天池乡联防主任的合法身份，给当地群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1948年3月，党的干部杨迅行从外地来到周家、八渡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王代甲对杨迅行的生活作了很好的安排，并利用乡队副的合法身份掩护，帮助杨迅行开展革命工作。不久，杨迅行便与共产党员刘灵铸、胡子明等着手清理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周家支部。5月，经杨迅行介绍，陈以文接收，王代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8月，王代甲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王启熙、王启烈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父子三人积极配合杨迅行、陈以文、徐永培着手改造乡丁队伍，不断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在乡丁中发展了部分党员。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支由党领导的、表面仍为乡丁队伍的天池山区的游击武装由此建立起来了，王代甲便成为游击武装的负责人。
王代甲等率领的这支游击武装仍以“乡丁”的面孔出现，迷惑了国民党地方政府，为我党在八渡、明滩、天池一带开展“三抗”“四抓”和统战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党的力量得到不断壮大，相继建立了中共周家区委和中共周家、新店、童家、天池、八渡5个支部，王代甲为八渡支部负责人。其活动范围逐步延伸到观音、白坝和梁平的回龙、垫江的武安、沙坪一带，形成了一块以天池山区为中心的游击区。1949年3月7日，国民党大竹县长朱焕北向上呈报的《大竹县土共地下活动情形》称：“匪王代甲在大竹县八渡乡一带活动……”
1948年11月，国民党军罗广文部进驻大竹，成立了“川鄂绥靖公署指挥所”。1949年5月，罗广文和大竹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了《四川省第十区保安司令部辖区清剿计划》，“限期彻底肃清辖区内之土共土匪烟匪”。国民党调兵遣将，杀气腾腾，给大竹三山两糟蒙上了一层血腥恐怖的气氛。
1949年6月，罗广文部突击一营营长王建中率本部和一个保安中队进驻八渡，点名搜捕王代甲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启熙、王启烈。“清剿”部队设立了星罗棋布的“递步哨”“盘查哨”“情报网”，展开了全面大“清剿”。
在这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王代甲和杨迅行、徐代位、张大姐（戴国惠）等党的干部在八渡乡傅家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党的干部和武工队员立即疏散隐蔽。王代甲与他的两个儿子王启熙、王启烈担负杨迅行、徐代位、张大姐的警卫工作。他们在大竹东山八渡、明滩交界处与敌人周旋，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斗争，经受着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奸诈、残忍的敌人为了诱捕王代甲父子三人，在八渡乡关押了王代甲的亲属以及数百名无辜群众，选择赶场日集体枪杀了王世民、周在荣、王世贵、王海儿、汪四儿、张芝花6人，还扬言如果抓不到王代甲父子三人，将继续滥杀无辜，血洗八渡。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王代甲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他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眼看群众惨遭杀害而撒手不管。他向党组织的负责人杨迅行提出：“敌人主要是抓我，我下山死了算了；如不死，还要找组织，绝不出卖同志。”虽经杨迅行劝阻，6月29日王代甲执意率两个儿子王启熙、王启烈下山。党的干部得到快速转移，当地群众也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王代甲父子三人却落入敌人的魔爪。敌人将王代甲父子迅速押往县城关押。
1949年7月16日，王代甲、王启熙、王启烈父子三人在大竹县城被国民党“清剿”部队残酷杀害。时年，父亲王代甲47岁、大儿子王启熙28岁、二儿子王启烈24岁。
（供稿：四川省大竹县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