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锡，字遂五，1903年2月18日生于甘肃省宁县太昌镇西壕村一个农民家庭。王孝锡7岁进入太昌镇小学读书，因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深受老师赞赏。1918年，王孝锡小学毕业，考入设在平凉的甘肃省立第二中学。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王孝锡如饥似渴的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1年5月，因带头反对封建礼教和学校的陈腐制度，他被学校当局借故开除学籍。步行到千里之外的兰州，考入国语讲习所就读。1922年，二中的反动校长被撤换，他又回母校，继续学业。
1924年3月，王孝锡考入国立西北大学。这时，已有不少共产党员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委派，前来西安开展工作。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也开始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渴望追求真理的王孝锡很快结识了刘含初、李应良、魏野畴、吕佑乾等共产党人，从他们那里得到并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从而自觉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
1925年5月，王孝锡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反对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黑暗统治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他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上街上乡，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五卅惨案的真象和反动军阀卖国媚外的丑恶行径，使更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加入到斗争行列。他还在校内发起组织“青年社”，与社员一起阅读革命刊物和进步作品，共同探讨人生，认识社会，启发和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
暑假期间，王孝锡响应党的号召，与几位同乡同学一起徒步回家，沿途逢村过镇，利用一切机会发表演说，宣传五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他的演说情绪激昂，言辞感人，吸引了不少听众。回到家乡后，他与任鼎昌、王彦圣、王之经等同学一起，建立甘肃的“青年社”组织，发展社员三十多名，为宁县以后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他还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引导乡亲移风易俗，使新思想、新观念在闭塞落后的家乡生根发芽。
返校后，王孝锡又在西北大学发起组织“旅陕青年会”，吸收甘、宁、青等外省同学参加，号召大家在与故乡亲友通讯、交往中，宣传进步思想，扩大革命影响。他还起草发表了《告陇东17县父老兄弟书》，以现实启迪民众觉悟，鼓励他们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这年12月下旬的圣诞节前后，他又积极参加西北大学“非基督教运动大同盟”的各项活动，与牧师、传教士进行辩论，揭露他们以宗教为幌子，愚弄、欺骗、侵略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
火热的斗争生活中，王孝锡经受了考验与锻炼。1926年，经吕佑乾等人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至11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8师之众围困西安，杨虎城在中共西安党的负责人魏野畴的协助下，率部坚持守城斗争。这期间王孝锡与吕佑乾、黄平万、吴化之等共产党员一起，采取各种办法支持守城斗争。暑假期间，他们在省立一中办起暑期学校，组织1000多名学生学习人类进化史、唯物史观、马列学说及其它科学知识。特别是在城内粮食、燃料发生危机的困难情况下，王孝锡组织同学们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使守城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1927年3月，为了恢复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工作，在冯玉祥部工作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刘伯坚、邓小平借国民党西北政治委员会决定派人整顿甘肃党务之机，推荐王孝锡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与胡廷珍、保至善、马凌山等共产党员一起，前往兰州开展工作。王孝锡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与其他同志相继到达兰州。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便于开展活动，王孝锡等首先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王孝锡任青年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胡廷珍、马凌山担任委员，并选拔一批国民党左派参加了领导工作，从而加强了省党部的进步力量；同时改组了中共甘肃特支，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王孝锡任组织委员。他还担任了甘肃省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肃政治委员会会长及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等职，以其合法身份，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为了推动整个兰州地区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王孝锡以省督办公署名义主持颁发了《最近宣传大纲》、《党务指导工作方针》、《中山俱乐部设备纲要》等训令，要求突出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各县普遍建立工会、农会及其他人民团体。就在对省党部整顿就绪之后，王孝锡立即着手建立“青年社”的筹备工作，相继在兰州一中、师范、女师、工校、农校等10多所学校建立了筹备会，发展社员300多名。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兰州“青年社”在甘肃省教育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王孝锡担任大会主席。他郑重宣布青年社正式成立，并作了报告，说明“青年社”的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国青年反帝、反封建，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勇斗争。会上，王孝锡被选为“青年社”社长，马凌山为书记。“青年社”在王孝锡的领导下，配合党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创办了《妇女之声》、《醒狮周刊》等报刊，广为发行，使古城兰州呈现出一派生气。随后平凉、临夏等地的“青年社”相继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青年，扩大了革命影响。对此，国民党右派势力深感不安，他们在《劲报》上撰文惊呼：王孝锡等人“抵甘后，大肆活动，组织CY，青年学生参加者甚众，并分布甘肃临近各县。甘肃全境已充满赤色恐怖……”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兰州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车夫、理发、邮电等行业相继建立了工会，七里河、西固建立起农民协会。王孝锡满腔热情地参加成立大会，发表演说，进行指导，鼓励广大工人、农民团结起来，为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而斗争。王孝锡的讲演富有启发性和鼓动性，深受听众欢迎，工人学生以至军队中下层官兵，纷纷邀请他去演说，一时成为兰州地区政治活动中的风云人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兰州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抬头，为打击其反动气焰，王孝锡、胡廷珍等在省政府门前召开了一次反蒋大会。主持会议的王孝锡手持喇叭筒，愤怒声讨了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勾结地主资产阶级、破坏国共合作的反革命罪行。6月7日，王孝锡又按照中共兰州特支的决定，在兰州东教场主持召开了李大钊烈士追悼会。他向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介绍了李大钊的革命事迹和遇难经过，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他指示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校报出了一期《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专号，并满怀悲愤之情写了《悼北京死难烈士》长诗，登在专号上。这两次会议声势浩大，影响深远，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唤起了广大群众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觉悟。
这时正值蒋汪合流前夕，这些活动自然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慌及其对王孝锡等共产党人的仇视。冯玉祥也转向右倾，开始参与蒋介石“清党”的反共活动。他在“礼送”第二集团军中共产党员的同时，加紧破坏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地方组织。6月下旬，王孝锡等人按照冯玉祥的电报通知，乘车前往郑州开会。途经西安时，他会见了西安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赵葆华。听了他对形势的介绍和分析后，王孝锡敏锐地觉察到，通知开会可能是反革命设的圈套，当机决定先去洛阳，直接向刘伯坚请示。当王孝锡一行日夜兼程赶到洛阳时，刘伯坚已被“礼送出境”，到了武汉。王孝锡等又改道前往武汉，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向他们汇报了在兰州的工作情况。之后，他按照上级指示，仍回陕甘开展工作。
1927年8月，王孝锡与胡廷珍回到故乡甘肃省宁县太昌镇，与先后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任鼎昌、王彦圣、王之经等会合。他与大家共同研究制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胡廷珍回其家乡临夏开展工作，王孝锡等在宁县坚持革命斗争。
在王孝锡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彬(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王孝锡任支部书记，王彦圣、任鼎昌、王之经分别任组织、宣传、青年委员。不久，又扩大成立了中共太昌区委，下辖宁县、长武、泾川三个支部，发展党员33名。王孝锡还整顿了两年前成立的“青年社”，以“读书社”的名义为掩护，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学说，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王孝锡开始探索农村革命的路子。他以行医为掩护，深入陕甘交界处的10多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分析当地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在写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他认为地主不劳而获，其经济势力有时可以支配政治，与绅士互相勾结，处于同等地位，压迫贫农，是革命的对象；自耕农可以自给自足，只努力发展个人经济，很少注意社会问题，但其反革命心理也没有地主强烈；半耕农土地很少，一半粮食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解决，受其剥削，常常趋于破产，沦为佃户。而佃户受地主剥削最深，因而与半耕农最具有革命本质，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依据这些分析，王孝锡提出了组织和领导农民，进行暴力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
1928年春，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王孝锡派任鼎昌去平凉负责党的地下工作，王之经去陕南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他与王彦圣继续坚持就地斗争。就在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中组织渭华起义的同时，王孝锡与吕佑乾、许才升也开始策划旬邑暴动。5月6日，暴动群众在吕佑乾等人指挥下，处决了旬邑县县长、公安局长等7人，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渭北支队。王孝锡在百子沟组织煤矿工人暴动，配合旬邑行动。由于占优势之敌的反扑和叛徒出卖，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遭到摧残，吕佑乾、许才升等7位起义领导者被杀害，王孝锡、王彦圣也受到追捕，先后化装返回宁县。
失败和挫折并没有使王孝锡屈服，他从旬邑暴动中看到了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为广大工农谋解放，为死难战友报仇。他在《吊故友七人》等4首诗中，热情赞扬党的八七会议以后出现的“议案一决凛冰霜，红军奋臂赴杀场，贪官污吏尽丧胆，绅豪地主如亡羊”的革命形势，表示了“挽救工农登仙阶，努力实现苏维埃，生平浩气终难泯，革命史上第一页”的坚强决心，发出了“追荐惟有眼中血”的铮铮誓言。
这年，陕甘一带遭受特大旱灾，粮食绝收。秋夏之交，宁县南区聚起三支以饥民、逃亡士兵为主的农民武装，人数3000多名，并由最初打击豪绅地主、抢夺粮食，逐渐发展到向正宁、宁县、西峰等城镇发起进攻。王孝锡密切注视着这三支农民武装力量，他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对他们的组织成份、武器装备、供给来源、活动范围、斗争方式及周边形势做了详细说明和分析，认为这三支农民武装虽然成份复杂，但绝大多数仍是贫苦农民，只要正确引导，很有改造成革命武装的希望。他对三支队伍的头领做了大量工作，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团结作战，互相策应，向敌人斗争。三方接受了他的建议，达成了初步合作。后来，由于反动当局收买离间，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三支农民武装终于溃散，组织、改造农民武装的计划未能实现。
这时，形势更加险恶，处境更加艰难，王孝锡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防止敌人搜捕，但他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继续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斗争。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任何力量不能移我的心，任何力量不堪动我的情，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停留，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
王孝锡在宁县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惊恐不安。国民党中央命令甘肃省党部以“煽动暴动罪”逮捕王孝锡。11月26日，国民党陕甘青“剿匪”总司令部派法官杨天枢潜往宁县，勾结宁县县长效维国，经过密谋策划，乘王孝锡不备，将其逮捕。面对强暴凶残的敌人，王孝锡大义凛然，从容不迫。众多乡亲闻讯赶来送别时，王孝锡挥笔在一家面馆的墙壁上写下了诗二首：“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书剑漂流二十年，国事无端尚依然。革命未成身先捕，普罗自在人世间。”
王彦圣得知王孝锡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王孝锡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指示传递消息的同志取消营救活动。他先被敌人押往宁县，随后经平凉押往兰州。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多次酷刑审讯，企图获得共产党的机密。但是，王孝锡以钢铁般意志，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2月29日深夜，当他得知敌人要下毒手时，向狱吏要来笔墨，写下了“绝命词”，以慷慨激昂的词句，再次表达了自己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坚贞信念。
12月30日清晨，古城兰州寒风凛冽，阴云低垂。从市内三圣庙通往安定门外萧家坪刑场的路上，戒备森严。当一辆囚车在武装士兵的押解下，经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时，突然响起“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的呼喊声。行人不顾军警驱赶，纷纷驻足观看。只见刑车上一名青年奋力挣开4个刽子手的揪押，放声高呼。惊慌失措的刽子手举起马刀朝他身上乱砍，仍然制止不了他的喊声，便将一团毛巾硬塞进他的口中。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孝锡为了革命事业， 献出了他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
1938年秋，烈士的遗骨迁回家乡安葬，故乡的父老乡亲搭起彩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不少师友和进步人士前来祭奠。新中国成立后，王孝锡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到褒奖。他的《绝命词》也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续集，为后人传颂。
(马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