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1903年5月4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乌石山下城边街买鸡同(今为环城路买鸡同3号)。祖父是当地京剧老艺人兼戏班班主。5岁时，胡也频入私塾就读。不久，祖父去世，他就辍学在家。后来父亲经营戏班，境况有所好转，他又被送进教会学校。由于信佛教的母亲反对，他再入私塾，读了不久，终因穷困再次失学。1918年，15岁的胡也频被送进福州祥慎金铺当学徒。一天掌柜发现少了一只金戒指，怀疑是他偷的，先是暗示他自己拿出来，继而拿话骗他、威胁他。胡也频申辩不是他拿的，掌柜就骂他、打他。后来戒指找到了，原来是掌柜拿到后面给太太看，忘了。他们放了胡也频，但并没有给他“平反”。十年后，胡也频在给丁岭讲身世时，依然很清晰地诉说了这桩“冤假错案”，并说，早知如此，真该“偷”的。果然，事件发生一个月后，胡也频失踪了，店里又丢了一付很大的金钏。原来他揣着那付金钏，惶惶然匆匆搭上去上海的航船了。
在上海的小客栈，胡也频遇到一个比他稍大的男孩，是“小有天”闽菜馆的少东家。他劝胡也频陪他一起到浦东中学读书。于是，胡也频变卖了金钏，实现了做名学生的愿望，并为自己取了个学名——胡崇轩，这是1920年的事。一年后，父亲发现儿子的行踪，赶来上海找他，考虑到这书终归读不起，回福州又还不出金钏，于是托人把胡也频送进天津大沽口的海军学校。但读了没多久，学校毁于奉直战争中。于是，胡也频与几位海校同学结伴来到北京，本想考取一所官费大学，但未被录取，于是流落在小公寓里，帮房东记记帐，干点杂活，晚上为房东儿子补课，勉强糊口。后来又病了一场，贫病交迫，不得不当了衣物，买了张四等舱的船票到烟台。投奔一个同学的哥哥，成了个不受欢迎的人。胡也频年少不懂事，浑然不觉，时间一长，主人终于拿出几十元把他打发走了。他又回到北京的公寓，开始与公寓里的大学生交往，听他们谈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有空就逛书摊，没钱买书就站在书摊前读个大概。这时，他肚子虽然常常空空如也，但脑袋里却渐渐装满了文学、社会、人生。
1924年8月，胡也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雨中》发表于《火球旬刊》上。这是一篇表现社会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作品。同年12月，胡也频与海校同学项拙以及新结识的朋友荆有麟创办了《民众文艺周刊》。这是《京报》的副刊之一，从1924年12月9日创刊至1925年11月24日终刊共出47期，胡也频参与编至第21期。正如《发刊词》中所说：“艺术原是人生的表现”，要“替民众呼吁”。刊物的进步倾向是明显的。胡也频此时发表于《民众文艺周刊》的作品也体现了这一宗旨。如小说《无题》、《梦后》以及杂文《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雷峰塔倒掉的原因》等。《雷峰塔倒掉的原因》指出封建迷信使愚民掘砖而导致塔倒。此前，鲁迅已发表过《论雷峰塔的倒掉》，读了胡也频此文后，又写出了著名的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胡也频早就读过鲁迅的作品，并很敬仰鲁迅，他的杂文创作也深受鲁迅的影响，一些作品也发表在鲁迅支持创办的《京报》副刊上。特别是《民众文艺周刊》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不仅为该刊撰稿，而且14期以前的全部稿件，都由他审定。也许由于胡也频与鲁迅有这么一段交往吧，胡也频的文学创作与人生道路，一起步就搭准了社会现实生活的脉搏。
这时，从湘西来北京，试图攀登文坛而正处困境的沈从文，得到了《民众文艺周刊》的扶持，发表了他的作品，而且周刊的编辑胡也频与项拙亲自去看望沈从文，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第二次胡也频再去看沈从文时，带来了一位女子，她就是丁玲。从此，这三个人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友谊，这是1925年5月间的事。其实，胡也频也刚认识丁玲，但已一见钟情。在两人见过两三次面后，丁玲就回到湖南常德母亲处，但她绝没有想到胡也频随后也千里迢迢跟着来常德，突然出现在她母女面前，而且随身只带了一套换洗衣裤，连人力车钱也是丁玲付的。在常德，两人度过一个甜蜜的暑期后，双双重返北京，并在香山碧云寺下的一个小村庄共筑爱巢。这时，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刚过去，不过对漂泊多年的胡也频来说，一下子尝到爱果而跌入爱河是难免的，何况那时的胡也频也不赞成“斗争”，所以远离“五卅”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爱情虽然使人陶醉，却不能填饱肚子，仅靠微薄的稿费是不够吃的，他们常常陷入断粮的绝境。有一天，一位曾是海校同学、现今的阔少爷来香山探望胡也频。他们夫妇这时只剩一元钱，准备留明天进城向朋友借钱时作车资用的。丁玲正担心无法招待这位“贵宾”时，胡也频却兴高采烈地把这一元钱办了一桌丰盛的晚餐，还留人住了一宿。次日送走客人后，两人只得步行40里进城借债了。所以，丁玲后来说，胡也频这人不会赚钱，但花钱却很大方，特别是为朋友。西山的“蜜月”实在度不下去了，于是听从沈从文的劝告，他们年底又回到北京住公寓。但生活依然困窘，不得不再回常德，途经长沙、武汉、上海等地，都想住下，但都因生活无着，最后又漂泊回北京。这时，沈从文在北京文坛上已初露头角，与《现代评论》、《新月》诸人过从甚密。有了沈从文这层关系，胡也频大量的诗与小说通过他发表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等刊物上，生活较为安定些了。这时北伐战争正值高潮，许多朋友都南下参加大革命，他们也曾力邀胡也频一起去，但他没有去。原因之一是刚刚有了点较稳定的收入，不敢再漂泊了，二是丁玲反对。1950年丁玲在记胡也频生平的那篇《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承认，他们没有南下“那是应该由我负责的”。因为丁玲那时自己的思想“非常混乱”，对革命的认识还很模糊。其实，胡也频当时远离大革命也不全是丁玲之过，他的思想也“沾染了伤感与虚无”(丁玲语)。胡也频的这种思想状况，与鲁迅，与沈从文都有那么一点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署名丁玲的来信，内容是说她一个女子流落北京，到处碰钉子，生活无着落，希望鲁迅帮她弄个吃饭的地方。鲁迅不知丁玲是何人，就托人打听，第二天孙伏园来报告说，笔迹很像是休芸芸(沈从文)，莫不是他吧?原来沈从文与胡也频的笔迹乃至书写风格都很相像，丁玲也学了他们的书写方式，几无差别。鲁迅听了很生气，以为沈从文用女人的名字来戏弄他。而恰恰胡也频这时去见鲁迅，想问问丁玲来信的事。他递进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在门口等候。不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佣人大声说：“说我不在家!”胡也频只得没趣地走了。就这么一个误会，使胡也频自此失去了与鲁迅接近的机会。当然，沈从文与鲁迅产生裂痕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与新月派的徐志摩及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人交往甚密，而这些人正是当时鲁迅的论敌。胡也频虽然与现代评论派没有直接接触，但他的很多文章都是通过沈从文之手发表在《现代评论》等刊物上的。因此，这使他与鲁迅及沈从文的一疏一亲，无论在人际关系、文学观念乃至政治立场上对胡也频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再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这个大角度来看，“五卅”时期至20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与艺术至上的思想在一些青年中比较流行，胡也频自然也未能逃脱时尚。这首先反映在他这时期的创作中，如独幕剧《幽灵》，小说《无题》、《家长》、《杨修》、《僵骸》、《狂人》等都有所反映。
无政府主义也罢，为艺术而艺术也罢，胡也频虽有所沾染，甚至还自我标榜，但并非主流，即使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创作的主导倾向依然是批判现实主义。他的大量作品，无论诗歌、小说、剧本或杂论，都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的苦难。如小说《海岸边》写一个渔民在卖鱼回家途中被暴风雨吞噬；《毁灭》写一个木匠养不活孩子，便生一个弄死一个；《活珠子》写一个瓦匠，游方道士说他脑袋里有活珠子，于是另两个匠人剖脑取珠。事情传开，人们关心的不是瓦匠的死活而是是否有珠；《酒颠》写一个落第老秀才，平时看似是个慈祥温厚的家长，一旦酒醉却成了暴君，对家人极尽苛虐之能事，酒醒后却又内疚，形象地展示了封建思想已沉淀在人的灵魂深处了。即使他创作的大量描写爱情的诗歌，无论“狂歌或低吟，全属愤怒之言”(胡也频：《序诗》)。丁玲也说，为她写的许多“情诗，也不能掩盖他的悲戚”。
批判现实主义虽然离革命现实主义不远，但毕竟还有一段路，胡也频正在这条路上跋涉。
1928年2月，胡也频、丁玲先后离京南下上海。到上海后，胡、丁仍以卖文为生，生活日显拮据。1928年夏，上海的《中央日报》请胡也频去编副刊《红与黑》，每月薪水颇丰。编了几个月后，他觉得不该为这个国民党报纸工作而辞职了。于是胡、丁加上沈从文三人，借了债办起了一个小出版社——红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黑》月刊(共出了8期)，出了两套丛书(《红黑丛书》与《二百另四号丛书》)，其中有胡也频的短篇小说集《消磨》、《牧场上》及诗集《也频诗选》。同时，上海人间书店又请他们编《人间》月刊(共出4期)。三个人办一个出版社编两份期刊，工作量很大，当时分工，丁、沈负责《人间》，胡管《红黑》。丁玲在1980年写的《胡也频》一文中回忆说：“由于胡也频是学徒出身，很有实干精神，所有事务，如跑印刷厂、校对、与书商谈代销、收款等等，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他没有读书人的架子，说干，卷起袖子就干了。为什么叫红黑?他们在《发刊词》里说：这是源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如“红黑要吃饭的”，这里红黑的意思就是“横竖”、“左右”、“终归”之意，并不一定有象征光明与黑暗及血与铁之意。这多少透出了他们不随俗，不跟潮流，走自己路的意思。当时的“俗”是什么呢?是文学商品化、出版市场化。他们三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唯利是图的文化经营才自己办出版社的。而那时的“潮流”正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引发关于革命文学的一场大论争。胡也频没有参加这场论争，说：“让那些自己仿佛有骂人权利的去骂人，让那些仿佛该挨骂的去挨骂，至于我们是不相干的，我们自己努力，走我们自己的路。”(沈从文《记胡也频》)胡也频到上海初期虽然没有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直接接触，但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由那场文学论争而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竞相翻译的高潮，终于影响到胡也频。他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著作，对革命逐步有了理解，开始左倾了。这首先表现在他1929年5月创作的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小说写了一个贵族女子素裳，丈夫徐大齐是北平的高官，整天在官场混，寂寞的素裳在家里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对上层社会更甚厌恶。正在此时，一个叫施洵白的南方共产党人来到她家，素裳一见倾心，互诉衷曲后，素裳不仅得到了爱情，还从施身上发现了真理。正当两个准备离开北平到莫斯科时，徐大齐发觉并捕杀了施洵白，素裳获悉后怀着复仇的心理毅然出走。这部小说尽管存在着诸如理念化、模式化(革命加恋爱)的缺陷，但作品的主题——知识分子背叛本阶级走向革命，却是标志着胡也频“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正如丁玲曾说，胡也频一旦认准了什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干的。果然，在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不仅写了革命作品，而且还进行了革命的实践活动。
1930年2月，红黑出版社终于办不下去。为了还债，胡也频不得不到济南的山东省高中教书。他一到学校就受到学生的欢迎。在课堂上他宣传刚刚读过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鲁迅、冯雪峰翻译的作品，宣传普罗文学。第一次听到这些新东西的学生，更是情绪高昂。很快在他领导下，成立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文学研究会，而且掀起了纪念“五九”国耻纪念日的学生运动。这时丁玲也到了济南。他们正商量怎样赶快去找共产党来领导这场运动时，国民党省政府倒先下通缉令了。于是胡也频与丁玲匆匆离开济南经青岛又回到上海。济南三个月之行，使胡也频在走向革命的路上又进了一步。
5月，回到上海不久，这时担任党的“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来访胡也频与丁岭，向他们介绍了上海文艺界以及于同年3月2日成立的“左联”的情况，并介绍他们加入了“左联”。胡也频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委员会主席，又受冯雪峰邀请在“左联”办的文艺暑期实习班讲授文学。
参加“左联”后，胡也频忙起来了，但他仍挤时间写作。丁玲笑他说：“你改行算了。”他回答，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应该写了。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面前》就是这时创作的。这同样是写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的作品，但比起《到莫斯科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女主角不再是安娜卡列尼娜式的贵族女子，而是个崇奉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知识分子白华。她的结局不再是“离家出走”，而是抛弃无政府主义，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引导她的恋人刘希坚已经是个比较成熟的共产党人，不仅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很善于做工作，白华就是在他的既耐心又不妥协的帮助下最终转变的。小说的场景也由贵族的厅堂花园转移到街头广场 。以壮阔的场景，恢宏的气势，再现了“五卅”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在当时尚属首次。在艺术上，小说对人物个性的刻划也生动丰满多了，作品的格调也少了许多淡淡的悲凉，而是更多地洋溢着诗人明朗昂扬的激情。尽管小说时常有作者自己跳出来大发议论的通病，但在当时已是很出类拔萃的作品了，可以说它标志着胡也频的创作上了一个台阶，甚至有人誉之为是文坛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1930年5月，胡也频、柔石等人作为“左联”代表，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后在鲁迅也出席的左联盟员大会上，柔石、胡也频报告了苏区代表大会的情况，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9月，胡也频参加了在荷兰食馆举行的“庆祝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会后，胡也频向丁玲兴奋地描述了见到鲁迅的情景。11月8日，丁玲生下了儿子胡小平，胡也频激动得哭了。第二天，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被选为出席将在江西苏区举行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左联”代表。同月，经冯雪峰介绍，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在家里召开过党小组会。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穿着沈从文送给他的海虎绒长袍，离家去参加“左联”在“文委”机关洛阳书店举行的会议。会议由潘汉年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由于该决议贯彻了王明的极左路线，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胡也频也在会上站起来质问。中午，胡也频到沈从文住处借了两元钱，说是房东儿子死了要买挽联布，并约沈下午到家写挽联，然后与沈一起出去，走到四川路惠罗公司处两人分手。胡去先施公司买布，半路又遇冯雪峰，在新新公司附近碰到柔石和冯铿，三人遂一起去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参加反对王明路线的党内会议。他们到了东方旅社301号房，与林育南等刚谈了一会，特务突然闯入，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17、18日两天，国民党先后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华德路小学等处，共逮捕了30多名共产党员。
被捕后，胡也频从狱中送出一信给沈从文，请求援助。随后，丁玲与沈从文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多方营救，仍无济于事。与此同时党组织的营救行动也没有效果。1月23日，胡也频等人被押解至龙华警备司令部。2月7日，胡也频在狱中还给丁玲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丁玲为“年轻的妈妈”，落款是“年轻的爸爸”。信中说，狱中生活并不枯燥，他天天听同志们讲故事，有很大的写作欲望，希望多寄些稿纸，他要写。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抚养，自己可以多搞些创作，不要脱离“左联”，应该紧靠他们等等。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一封信了。当天晚上，国民党对胡也频等24位革命者举起了屠刀，胡也频身中三弹，英勇殉难，年仅29岁。
胡也频等人牺牲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出了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写道：“我觉得，……他的精神的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中共党组织为烈士们开了追悼会，周恩来亲自撰文纪念。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烈士以高度的评价。1950年4月，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骸公葬于大场公墓，后又迁葬于龙华烈士陵园。
(张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