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道，化名程和生、丁振东，1914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父亲是船上水手，长期在海上漂泊，很少回家。他从小跟随哥、嫂到山东省烟台，以后定居青岛，在青岛礼贤中学读。193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在该校有机会接触进步同学，阅读进步书刊，与同学景智德(钱明)、郑香山等秘密组织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对外称“读书会”，主要学习和研究苏联革命文学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1935年，他们结识了在江湾开办震东罐匣厂的同济校友周孝高，为该校举办三所艺徒夜校。这个工厂有100多名职工，其中60多名青年工人和艺徒参加夜校学习。艺徒夜校由景智德任校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会的郑文道、翁迪民(翁福锦)、李导(李导一)、孙德聪(王一如)等成员任教师，分别担任语文、数学、物理、机械制图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宣传革命思想。这所夜校培养出来的学员，有不少人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上海市各界人民奋起响应。郑文道积极参加了上海学生为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举行的罢课、游行示威和赴南京请愿等活动。
1937年夏，日军侵华步步紧逼，接连发生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面对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郑文道义愤填膺，毅然返回青岛，同山东大学、礼贤中学的进步学生一起，参加了由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地下党组织命令抗日游击队对青岛码头、仓库和铁路大桥实施破坏性的爆破，郑文道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参与组织和指挥爆破活动。经过连续两天三夜的爆破，敌人的军舰不能靠岸，火车进不了站，弹药和粮仓被爆炸和烧毁，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被惊懵了的敌人清醒过来后，出动兵力，到处搜索，妄图消灭这支游击队。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果断地决定迅速撤离青岛。当游击队进入青岛市郊崂山地区时，同小股日军遭遇，经过激战，日军被歼。在激战中，一位战友身负重伤，急需马上治疗。可是部队不能停留，正当游击队领导人对此十分焦急时，郑文道却挺身而出，坚决表示：“我愿意留下来照料伤员，希望队伍迅速突围转移!”他小心地将伤员秘密护送到青岛市内，住进了医院，但这位战友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处理了烈士的后事。这时，敌人对青岛市区已实行戒严，郑文道只好在市内隐蔽起来。等到他出城时，已无法找到游击队的去向。
1938年1月，郑文道秘密地到达上海，找到了在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组织里工作的景德智，经介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个月以后，中共江苏省委派刘大明、郑文道(化名丁振东)与何克希等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名义，到驻江阴县西石桥的由梅光迪领导的一支抗日部队里工作，以争取、改造并领导这支部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他协助何克希在江阴王家头、羌家村、顾村等地举办青训班，培训敌后青年抗日军政干部。青训班的学员主要是来自常州、江阴、上海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参加过农暴的赤色青年农民，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等组织领导的地方抗日部队充当骨干。郑文道以“武抗”会员的名义，既担负青训班的教育课讲授，又担负军事教学。他作风深入，言传身教，每次军事课做到讲解、示范相结合。何克希称他是：好助手，为培训抗日骨干出了力。”学员们赞他是：“好老师，要以他为榜样，把所学到的本领用到抗日斗争中去。”同年7月，郑文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何克希派郑文道返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江阴组织武装游击队工作情况，适逢日“满铁上海事务所(表面经营南满铁路和重工业，实为日本侵略军设在中国的高层情报机关)正公开招考研究员和雇员。常常组织认为这正是派员打入谍报机关的好时机，于是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前去应考，被录取。日“满铁上海事务所”下辖“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两个附属机构，对外统由名叫中西功的日本人出面负责，内部事务实际上为郑文道所掌握。中西功是日籍中共党员，先郑文道在这里做情报工作。郑文道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同中西功紧密合作，将获取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以及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情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不断地传送到延安八路军总部。
郑文道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为求工作上的绝对保密，数年如一日，与父母兄弟割断了关系，和女友约定几年内中止来往，暂不结婚。他工作谨慎，作风踏实，生活朴素。他常穿一件很旧的衣服，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中西功为他做了一套西装，以应付场面时穿。他将积攒的钱或是交党费，或者接济生活困难的革命同志。郑文道身居魔窟，夜以继日地工作，默默无闻地为抗日救国作贡献。经他同中西功合作，获取的重要情报，先后转送延安的内容有：“满铁上海事务所”每月向日本政府上报的情报，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政府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华“兴亚院”的工作指示，华中日军分布，华北日军改编，“满洲”关东军兵力，华中军特务部，以至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本侵华大本营会议内容等等。由于他和党在上海秘密工作同志的努力，敌人最上层的一部分战略情报，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掌握，为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打击日本侵略军，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伪军拟向八路军、新西军进行大规模“扫荡”时，根据地军民由于及时得到了郑文道送出的情报，迅速作出相应对策。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根据郑文道转出的一份情报，得知日军拟袭击从山西根据地往河北敌后去的100多名干部。八路军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加强了护送措施，并在敌必经途中设下埋伏。结果，日军不仅扑空，而且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干部队安全到达河北敌后。八路军总部一位负责干部说：“应该为及时传送这一情报的同志记一大功。”
1940年春，郑文道从中西功处获悉关于日军伙同顽军，将对新四军进行春季大“扫荡”的预告；关于日军高级特务机关在中国的分布及其任务和活动的情况等情报，及时转送到延安和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做好反“扫荡”准备，与取得反“扫荡”的彻底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年年底，在日本的一次御前会议上，陆、海军头目就日本今后在亚洲的军事动向，是北进还是南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海军的南进主张获胜。于是日本侵华大本营作出如下决策：在德军深入苏联境内后，日军将不是从中国北面进攻苏联去援助德官，而是全力南下掠取英美在西南太平洋的广大资源地区，称霸东南亚。此时，延安已两次来电向上海党的情报组织询问：“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在上海的中西功和在南京的日本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的部署。郑文道迅速送出了这个情报，从而为党中央及早准确判断当时日本侵略军的世界战略意图，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周恩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此情报转去苏联后，为苏联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投入东线战场，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郑文道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满铁”工作的同时，还负责接收和转送中共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获取的上层重要情报。这个工作艰苦又冒险，凡了解他的同志，常常为他的安危担心。但他临危不惧，经常出入于南京情报组专门与他单线联系的张明达在上海的住处，或在事先约定的公园等处取情报。在开展工作中，他认真负责，胆大心细，从不耽误时间。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与本身任务无关的其他工作情况。在近三年的时间里，经郑文道亲手接收和转送的重要情报近百余件，从未发生过丝毫的差错，堪称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又称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案情牵涉面既广且深，日本当局对此大为震惊，决定对驻国内外的情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审查。随着案情的发展，逐渐牵连到日本在中国的“满铁大连总机关”和“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人员。中西功得到消息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必然牵涉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志及中国的郑文道。于是，他将此危急情况立即告知郑文道，要他迅速应变，尽快脱离。郑文道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仍保持了镇静。他紧锁双眉，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如果突然离去，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可能危及打入“满铁”的其他同志。为了保护同志，保全这条重要的情报渠道，他横下一条心，即使天塌下来也由我一人顶着。于是，他郑重地对中西功说：“我清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明白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危险性，我知道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但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遂将此危急情况迅速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并对自己住所作了认真检查，不留任何可能被怀疑的片纸只字。不久，中西功被捕。
1942年7月29日清晨，从东京来上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窜进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道。敌人仔细搜查了郑文道的房间、箱柜，像梳篦似地检查了每本书籍和每个角落，却没有发现任何“罪证”。为了急于了解郑文道和哪些日本人有来往，便迫不及待地对他刑讯逼供。郑文道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上的关系，无其他来往，并愤怒地反问敌人：“本人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却无辜受此刑讯，这是为什么?你们太不讲理了!”日本特务被问得无言可答，只好将他押上敞篷吉普车，送到四川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
押车的敌人，以占领者的姿态和凶恶的目光扫视着街上惊慌避车的行人，脸上不时露出几丝狞笑。街道上的行人，看到横冲直撞、呼啸而过的日寇吉普车，知道又有骨肉同胞的抗日志士遭残害，无不向车上的敌人投去仇恨的目光。当吉普车到达江西路、汉口路附近时，敌人突然一阵惊叫，命令司机紧急刹车。原来郑文道利用闹市区的人群熙攘，乘敌不备，突然纵身跳出了车厢。终因车速太慢，脚未落地，头部先撞在马路边水泥地上，撞开了一个裂口，血流如注，腿部也受了重伤倒在路上，不能动弹。敌人怕再发生意外，慌忙将郑文道抬上车，向四川北路驰去。
到了日军宪兵司令部，郑文道由于流血过多，神志昏迷，处于休克状态。日本特务怕失去活口，把他送到四楼医务室抢救。
在郑文道治伤期间，敌人多次对他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头目却常来查看伤势，询问病情，劝进饮食，以示“关怀”，又几次企图套取口供。他们红脸、白脸，软硬兼施。但郑文道沉着应付，装作头昏乏力，低头不语，不吐露任何情况。他已为迎接即将面临的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做好了一切准备。
半个月以后，郑文道的伤势已初见好转，能稍进饮食。敌人认定他已无生命危险，便急不可待地准备审讯。敌人在病房多次接触郑文道，仔细端详着这个身体瘦长的小伙子，中山装服式，金丝边眼镜，看上去很清秀文静。尽管由于流血过多，显得有点神志昏沉，脸色有点白中带黄，很像是个缺乏营养的大学生，但全身还是透露出一股年少英俊之气。怎样在这个文弱书生的身上打开缺口，获得线索呢?敌人绞尽了脑汁。在养伤期间，郑文道一直在强忍伤痛，认真分析敌情，冷静思考：从敌人在住所逮捕他时所审问的内容看，敌人只是怀疑他是否与“满铁”内部的日本人有什么秘密往来，并不掌握自己和中西功的密切关系。想到这里，他更坚定决心，咬住老口供，死不松口，叫敌人无懈可击!
郑文道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行动困难。他利用进厕所的机会，低声对一起被捕的难友倪之璞说：“我不行了，你要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由我承担。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美好的，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审讯室，日本特务初则对他百般利诱，郑不为所动；继则凶相毕露，对郑施以酷刑，郑坚贞不屈，咬定老口供再不开口。日本特务们个个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筹莫展，只得将郑文道押回病房，准备改日再审。就在郑文道被押回四楼病房时，他抓住敌人疏忽的瞬间，从窗口跳楼而壮烈牺牲，用他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彻底粉碎了日本特务的罪恶企图，有效地保全了党的地下情报组织，保护了同志。他牺牲时，年仅28岁。
郑文道为换救民族危亡而英勇献身了，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根据他生前的战友钱明、方知达等的报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同他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异国战友中西功，在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一书里，称颂郑文道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典型”，他还写道：“我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就会浮想起郑文道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就义的明珠。”
(章德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