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王志远，1906年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凤岗乡竹岗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因家境贫寒，1921年高小毕业后，就辍学了。白天他和父兄下地劳动，夜晚仍勤奋自学。“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是他当时题写的自勉诗。1924年刘英到本村的群德小学教书。在教书期间，他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如《新青年》、《向导》、《改造》月刊、《岩声报》等，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27年学校关门后，他又与人合伙在瑞金县城开了一爿米店。在这里，他结识了以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的瑞金党组织负责人邓生文，进一步受到革命教育。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攻占了瑞金县城，刘英和本村青年刘德连报名参加了红四军。其实，当时刘英叫刘声沐，他的更名经过是这样的：他在动员刘德连参加红军时，对刘德连说：“红军个个是英雄好汉，我们参加红军后也要当英雄。这样吧，我比你大，我就叫刘英，你叫刘雄，我们两人合起来就是英雄。”
刘英，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青年，参加了革命队伍，心情非常激动，随即赋诗一首表心迹：“幼时不识路，今日上坦途。赤身献革命，决然无返顾。”1929年9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与同志谈起入党的感想时，他说：“共产党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了。”
1935年初春，浙江大地刚刚经历了严冬，尽管气候很寒冷，但股股春流正在空气中弥散开来，给人民以新的希望。
这“春流”就是刘英、粟裕率领的红军挺进师，挺进浙江了。他们临危受命，任重道远。
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失利。不久，中央电令刘英、粟裕率北上抗日先遣队以怀玉山突围的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行动。
2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正式组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师部下辖3个支队和1个警卫排，共有538人，445条长枪、4挺重机枪和8挺轻机枪。部队组建完毕，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政委刘英分析了浙江的形势：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统治势力异常强大，挺进浙江，一着不慎，就可能自投罗网，以前北上抗日先遣队曾二度进入浙江，都因无法立足而被迫离开。今天，为了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我们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我们行前必须非常审慎地进行准备。于是，刘英在闽北苏区车盆坑对部队进行了半个月的政治和军事训练，使指战员进一步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同时，为适应今后在白区长期斗争的需要，还成立了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9人组成，刘英任书记。那么，挺进浙江以哪里为突破口呢?挺进师领导彻夜研究行动方案。刘英、粟裕等在军事地图前思忖着。突然，刘英左手一指：“老粟啊，就以这闽浙边境的仙霞岭为落脚点吧。”
刘英进一步阐述道：仙霞岭拥有地理优势，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们只要吸取去年入浙的教训，自觉地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进行游击战，是可以在浙江立脚生根的。
仙霞岭山岭连绵，路径蜿蜒，森林茂密，具有开展游击战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这里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可与闽东、闽北、闽浙赣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更重要的，这里曾是红十三军活动的地区，红十三军领导的革命暴动，曾在群众中播下革命火种，一经撩拨，即可成为燎原之势。多好的一块“井冈山”建设地啊。
目标一旦确定，挺进师就义无反顾地经闽北向浙江挺进了。但由于方言不懂，环境不熟悉，一路上不断遭到福建保安团、浙江保安团的袭击，连与中央联系的一部电台也在战斗中遭破坏。
1935年4月，一场激战在庆元斋郎拉开了序幕。浙保一团李秀部、闽保二团马洪琛部在地主武装(主要是大刀会)的配合下，共3000余人从3个方向对挺进师实行分进合击。此时，挺进师只有五六百人，兵力对比悬殊，刘英、粟裕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政治、军事双管齐下，首先瓦解了大刀会的武装，然后，在马洪琛部尚未赶到之前集中兵力击退李秀部，马洪琛部闻风而逃。
斋郎一役，打死打伤敌军300余人，俘敌200人。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关键性的一仗，它为挺进师打开了进入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的通道，奠定了建立根据地的基础。5月，刘英在龙泉主持召开政委会，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这是师政委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特委和县委，为浙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7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松阳县玉岩区苏维埃。不久，遂昌王村口区、龙泉住溪区等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他们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一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景象。不到半年，来自仙霞岭的霞光，已照映浙西南一片火红。
为扑灭革命火种，是年秋，在蒋介石的部署下，闽浙皖赣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移驻江山，罗卓英为副总指挥，率第十八军连同地方武装40个团，血洗浙西南。
刘英、粟裕将部队化整为零，利用与周围几块根据地的犄角之势，除留下两个纵队坚持浙西南斗争，师部及其余部队转到外线开展游击战争，以调动和打击敌人。9月刘英率挺进师主力南下，在浙南和浙闽边及闽东地区，跟强大的敌人作反复的周旋，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回浙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0月5日，刘英、粟裕率挺进师在寿宁县境与中共闽东特委叶飞等领导的武装会合，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粟裕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统一领导闽浙边的革命斗争。
1936年8月，刘英率部在浙江平阳、福建福鼎两县交界的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浙保五团的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60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凯旋后，刘英在李家山村中的两棵红枫上刻下两行大字：“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并意味深长地说：“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顿时，掌声雷动，围观的战士和群众高呼：“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不到半年，浙南又沸腾了。1936年3月，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福鼎、鼎平和泰顺3个县委；6月，成立了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和浙南军分区；接着又成立6个县18个区级政权机构，浙南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了。
浙南革命根据地建立，犹如在蒋介石的后院放了一把大火，蒋介石岂肯罢休。1937年1月至8月间，蒋介石命令刘建绪率43个团的兵力协同闽浙两省当局向浙南根据地实行重点“围剿”。敌人采取“拉网”式的逼进包围战术，企图在浙南包围聚歼挺进师。
刘英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军事干部。他跟随毛泽东、朱德转战赣南闽西，作战攻打“铜赣州”，东征漳州，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在战争中迅速磨炼成长，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和团政委、师政委、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改编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11月，北上途中的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新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了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刘英被任命为红十军政治部主任。12月，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建新苏区，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指示，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刘英是军政委员会的5位成员之一。刘英身经百战，拥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针对敌人这次采取的“拉网”战术，刘英和粟裕以十六字游击方针为指导，结合浙南实际，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使得敌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
三年艰苦卓绝的浙闽边游击战争，开辟了浙南(包括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吸引了国民党数十万精锐军队，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也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浙南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它的创建和发展，不仅是浙江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壮举，也在红军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对浙江以后革命斗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在以刘英为书记的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主动倡议和努力争取下，经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两次和平谈判，最后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浙江国共合作的实现，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从而胜利地结束了三年的浙闽边游击战争，完成了党中央赋予挺进师的光荣使命。1938年春，经过3年血战洗礼的挺进师主力正式编入了新四军序列，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刘英则遵循中央的指示，继续留在浙江领导革命斗争。
浙江是党的活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之一。1927年6月就建立了中共浙江省委，但由于反动当局的疯狂摧残，1929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建制被迫撤销。抗战爆发后，浙江的党组织分属闽浙边临时省委、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及江苏省委领导，这3个党组织各自独立。1938年5月刘英把当时浙江党组织的几个部分和来自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中共浙江临时省委，9月，中央正式批准了浙江省委的组织和领导人选，刘英任省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的恢复建立，这无疑是浙江党的组织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省委书记刘英把省委的工作重心放在恢复与发展被摧残的党组织，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三个方面。
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浙江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省建立了宁绍、浙南、金衢、处属、台属、浙西6个特委及55个县委或县工委，党的支部遍及城乡各地，党员数量发展到2万多人。1939年7月，在刘英的主持下，在浙南革命根据地平阳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刘英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浙江两年来工作的书面总结。他在政治报告中，分析了浙江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大会选举刘英等7人为省委委员，刘英任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大会还选出刘英等9人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这次大会巩固了党的团结，加强了党对抗日救亡工作和统战工作的领导，而且它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浙江党召开的惟一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是浙江党组织建设史上的又一里程碑。这是刘英对浙江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党的队伍蓬勃发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它成为一支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和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坚力量。刘英兼任统战部长，在他的领导下，一方面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特别是刘英领导的中共浙江省委与黄绍为首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立了比较融洽的统战关系，推动黄绍颁布了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而制订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从而使抗战初期浙江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抗日救亡团体、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浙江时，就对刘英主持的中共浙江省委工作予以充分的肯定：“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它各省仿效的。”刘英被公认为是中共中央东南局所属各省的模范省委书记。
但是，国民党当局拒不承认中共在浙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事实，恣意破坏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新四军设在浙江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讯处、办事处等机构，又是中共的秘密联络机关，以其公开合法的活动，掩护着党的秘密工作。1938年10月10日，国民党永嘉当局和温台防守司令部查封了新四军设在温州九柏园头的通讯处，并逮捕了省委组织部长、青年部长等7人。次日，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前往国民党温台防守司令部抗议，也被扣押。
九柏园头事件之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加剧，温州环境日益恶化。省委机关于翌年3月迁往丽水，刘英化名王志远，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出入于省委的各个交通点，领导浙江全省党的工作。
1939年10月17日，刘英率领参加党的七大的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去东南局集中，10月底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在这里，刘英按照项英的指示着手编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完稿于1940年夏。新中国建立后，此稿被中央宣传部辑入《闽浙赣边区史料》丛书。《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目前仍是研究北上抗日先遣队及挺进师的重要史料，这是刘英为中国革命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代表团在皖南待命的日子里，刘英既抓紧时间学习、写回忆材料，又给新四军战士作报告，忙得不亦乐乎，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月。一天，项英心情沉重地给刘英分析着目前的政治局势——时局发生逆转，国民党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国共“磨擦”，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接着，项英扼要地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应付变化了的局势，浙江省委主要同志不去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刘英同志回浙江坚持斗争。
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去革命圣地延安，去聆听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当面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五年来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挺进浙江建立浙南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以及抗战爆发后在浙江实现战略转变和浙江省委的工作是刘英盼望已久的事。但当他得知党中央的指示后，当即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马上返回浙江!
刘英回到浙江后，向参加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代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指出国民党顽固派正在搞“磨擦”，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进行反“磨擦”，反分裂的斗争，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刘英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对全省工作作了部署，向全省党组织提出了五项紧急任务，以指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局势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刘英行踪和省委地下机关的侦查。三战区组织了别动队，到处搜寻刘英和省委机关，有时别动队就住在他的隔壁。刘英凭依良好的群众关系，在群众的掩护下，一次次度过了险关，不懈地领导着党的地下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听到这一悲愤的消息，刘英挥笔写下“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垂青”的诗句，以寄托他对皖南阵亡将士的哀思。
皖南事变发生后，浙江的局势日益逆转。由于温州距浙南根据地较近，万一有情况，可迅速组织撤退，4月，省委机关由丽水搬回温州。5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刘英为委员之一。7月，中央又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的工作。9月，华中局政治交通涂峰来到温州，带来了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指示，刘英随即在温州召开特委书记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的政策。
正当刘英布置好全省党的工作，在考虑省委机关下一步转移到何处去的时候，“温州事件”发生了。1942年2月8日，因叛徒出卖，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破坏。
刘英被捕，敌人如获至宝，他们想从刘英这里打开缺口，破获整个浙江的中共党组织，遏制浙江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国民党温州行政督察专员张宝琛得意地说：“捉获刘英一人，胜俘敌十万。抓住了他们的省委书记，三个月就可以把浙江的中共党组织连根拔掉。”
中统局也给浙江中统室电示：以最大的力量，以生死利害关系，反复说明，争取刘英。
于是，浙江中统室主任刘怡生赶赴温州，亲自审讯：“你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你要把你的罪行说出来，把你们的组织全部交出来……”
刘英昂首痛斥刘怡生：“你们这些民族的败类，不去打日本侵略者，却到处抓捕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打击破坏共产党组织和其它进步组织。试问，我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何罪之有?”
刘怡生被责问得无言以对。
夜深沉，刘英激愤的心情还久久难以平静，他拖着沉重的脚镣在狱中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吟诵着岳飞的《满江红》。吟罢《满江红》，情更难自禁，乃奋笔疾书：“十年征尘到如今，偷生弹雨息枪林，战死沙场堪自乐，囹圄室内何我分。”他多么渴望冲出牢笼重新投入战斗啊!
在永嘉看守所关押了近半个月，虽几经审问，刘英没有一点口供。敌人扩大破获浙江党组织的阴谋成了泡影。同时，敌人害怕温州的中共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劫狱，就将刘英武装押解到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继续“刑讯”。
在方岩，中统温州站站长陈家壁主持审讯，每隔一两天提审刘英一次。他软硬兼施，或派人劝降或施以酷刑。
一天，敌人安排了一位从重庆来的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对刘英进行劝降：“刘先生文韬武略，名闻东南半壁，像您这样的人才，国家为数不多。您只要告诉我浙江共产党的干部名单，组织分布情况，我定向总裁举荐您，保您飞黄腾达。否则，既已进来，就休想出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国土被践踏，同胞遭蹂躏，我认为如今最大的时务是抗日救亡，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你们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是要负历史责任的。我自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就作好了为革命而献身的准备。”
劝降一无所获，敌人就实行其法西斯的残忍刑讯。刘英被打得体无完肤，口吐鲜血，但他仍坚定地说：“头可断，血可流，抗日救国的壮志不可屈。你们想从我嘴里探得共产党的组织情况，只能是枉费心机!”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刘英坚不吐实。最后，浙江中统室在给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复”中，只得将刘英的籍贯、年龄、出身、职务等作为“谈话笔录”连同照片呈报上去了事。
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机关准备撤离永康方岩。在蒋介石的亲自指令下，18日拂晓前，刘英被秘密杀害于方岩。
1942年夏，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沉痛地将这一噩耗告诉大家。他说：“刘英同志被国民党抓去了，他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壮烈牺牲。”这是党中央对刘英的高度评价。“如果刘英健在，我将力保他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陈毅在党的七大上对刘英评价的发言。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对永康县委书记说：“你们永康出了个刘英，牺牲时还很年轻嘛!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嘛!”
1992年，在刘英殉难50周年之际，永康人民捐资修建了刘英烈士陵园。该园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是浙江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朱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