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振黄，原名沈耀中，乳名粹官，1912年生于浙江省嘉兴市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沈阜升思想激进，曾加入过同盟会，留日归国后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运动，他不趋炎附势，对子女教育甚严，要求子女爱国爱民。
沈振黄的小学时代是在嘉兴东栅镇外公家度过的。毕业后进入上海的一所教会中学读书，他就冲破教会学校特有的清规戒律，大量阅读新书报，追求进步思想，关心国计民生。1930中学毕业，遵从父亲当年“实业救国”的意愿，考入上海中法学院攻读铁道工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纷纷起来声讨日寇的侵华罪行。国难当头面对民族危机，沈振黄毅然中止学业，踏上社会，寻求报国之路。
沈振黄自幼爱好美术，还在读中学期间，他就经常绘画创作，屡屡投稿于由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任编委的上海开明书店创办的《中学生》杂志 。离开学校后不久，他就在该杂志编辑宋云彬的介绍下入新中国书店工作。从此，沈振黄开始了书籍装帧和绘画创作生涯。
工作实践使他深切的感受到搞艺术创作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同样可以报效祖国，可以唤醒民众起来抗日救亡，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因而他更加悉心钻研，以期达到更好地报效祖国的目的。
1933年，沈振黄离开新中国书店，到开明书店编辑部任书刊插图和装帧设计工作。他所绘制的书刊插图、封面装帧简洁明快，颇具漫画风味，很受读者欢迎。在开明书店，他与其他美术工作者一起专心研究绘画、研究木刻。他以木刻画作书籍封面装帧，自成一家，不落俗套。
1934年，在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影响下，沈振黄曾写信给鲁迅主持的铁木艺术社，要求与木刻作者联系，介绍木刻艺术创作。迫于当时的环境，鲁迅虽然未能给沈振黄介绍木刻界的朋友，但亲自以“铁木社”的名义给沈振黄复了信，并赠送给他一册世界著名版画家阿罗惠支的作品集。
由于木刻艺术和鲁迅结下了友谊，使沈振黄兴奋不已。他对鲁迅先生十分崇敬，他的美术作品，不论在艺术形式上或创作思想上，都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1936年鲁迅逝世时，沈振黄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赶往万国殡仪馆拍摄了许多鲁迅遗容和治丧、出殡的照片，发表在当时上海的进步报刊上。
七七事变前，沈振黄曾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合作(金仲华撰文，沈振黄绘地图、配漫画)，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连载世界时事图解，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由于该书图文并茂，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从书中更多地了解到了世界风云变化。这对于当时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935年底左右，沈振黄进入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编辑部工作。在此，他受到邹韬奋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他每周在周刊上发表一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漫画，以辛辣的笔调讽时事，贬病锢。
这期间，沈振黄共创作时事漫画94幅。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沈振黄再也静不下心在编辑室里做埋头刻板的工作了，他决心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到抗日救亡的爱国队伍中去。1938年，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文化界进步人士积极组织了起来，纷纷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沈振黄闻悉，即向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团体请求，坚决要求上前线。
在郭沫若的积极推荐帮助下，沈振黄参加了由钱亦石为第一任队长，队员由文化界人士组成的抗日救国政治文化工作团体——战地服务队。从此，他辞别年迈的双亲，携妻儿随队奔赴全国各地，以他的画笔作刀枪，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一路上，只要见到高墙残壁，沈振黄就会立即爬上梯子挥动他的大排笔，创作抗日宣传漫画，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其中《丧心病狂的汪精卫》、《赶走日本强盗》等系列漫画，极富抗日的宣传鼓动作用，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画漫画外，他还用木刻画、小画报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9年秋，沈振黄在广东曲江县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隐蔽于国民党部队特别支部的一员。从此他更严格要求自己，宣传抗日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了。
在战地服务队，生活艰苦，因物价飞涨，沈振黄一家经常入不敷出，但他毫无怨言。他曾经这样对好友说：“我如果在原有的岗位画些地图，出些书，利用我的经验和社会关系，很可以自己出版，自己发行，赚它一大笔钱。然而我不愿意，我情愿过着艰苦的生活，干救亡工作要干到底!”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战地服务队也受到压制和无理阻碍，被迫撤离前线，退到后方。沈振黄也随队从广西武鸣、上林等地撤退到柳州。他虽失去了在前线战地挥笔作画的机会，也不能在报刊上发表他的画作了。但他还是倾尽全力用自己的艺术才华为抗日救亡事业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只要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那怕是微细的事情，他也乐意争着干。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日军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1944年中旬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援救它侵入南洋的孤军，首先从河南向国民党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新的进攻。在日军的大肆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的湘桂战场一片溃败惨状，由此出现了大批被迫向后方撤退的难民。
同年11月下旬，日军逼近柳州，沈振黄受中共党特别支部的委派，担任护送进步文化界人士的撤退工作。11月25日，沈振黄携同家属及工作人员搭乘最后一批汽车向后撤退。车厢里，挤满了搭车的逃难群众。沈振黄为了使更多的难民得以逃离险境，自愿让出自己的座位给逃难群众，不顾危险爬上车顶。由于路面坎坷加上连日劳累，他从车顶上摔下，头颅受了重伤，车还未达目的地，就因流血过多而不幸殉难。当时正值战乱时期，他的遗体只能在朋友的帮助下装入一口簿棺，草殓于公路一边。
沈振黄不幸遇难后，在党组织的支持下，1945年4月1日重庆文化界在夫子池举行了沈振黄追悼会。沈均儒、郭沫若、丰子恺等文化界人士约200人到会。党组织和文化界对沈振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对他为抗日救亡而献身的英勇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文化界人士或写诗赋词，或在报刊上发表悼文，深切哀悼这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抗日救亡战士。
195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追认沈振黄为革命烈士。
沈振黄烈士短短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抗日救亡事业默默奉献的一生。正如夏衍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从来不想把他的位置安置在平常人之上，他死了，他尽了一个平常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