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铁民，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降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大望台村北河沿屯一个长工家庭。刚刚8岁就去给地主放猪、放羊，饱尝了人世的辛酸。长大之后，又成了地主家的赶车长工。1924年，因为翻车被压伤，伤还未好地主就逼他上工，一气之下同地主吵了一架，便到奉天(沈阳)投身张作霖奉军里当了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作战勇敢，冒着枪林弹雨救出一位姓齐的营长而受到赏识，当上了营长勤务员。后来，姚铁民转到这位营长的儿子齐团长处当差。齐团长给了姚铁民一个宪后的“肥职”。
九一八事变后，姚铁民随奉军退到关内北平，又转驻西安。他眼看家乡被日军侵占，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而自己则来陕西同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极为不满。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他愤然离开东北军，返回北平找海城同乡阎宝航(知名人士、中共秘密党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后同焦若愚等人一同被捕入狱。1937年冬，他与狱中难友们举行暴动成功，投奔平西抗日根据地，编入邓(华)宋(时轮)纵队挺进冀东，参加抗日暴动。后留在包森支队坚持游击战争。
1938年9月，姚铁民等27人(包森当时尚未到达)活动在兴隆县半壁山一带。经过侦察，他们发现每天上午10点钟都有一队日伪军由遵化县城经半壁山南沟到半壁山据点，下午返回。于是便动员了数百名群众埋伏在山坡上，姚铁民和26名战士则潜伏在公路两侧的乱草丛中。上午，日伪军如期而至，待敌人进入包围圈，埋伏在坡上的群众点燃了放在水桶里的鞭炮，并趁势呐喊；姚铁民和战士们一齐开火，将仇恨的子弹射入敌群，当场毙俘50余人。
姚铁民等27人又一鼓作气拿下了佛爷来、半壁山据点，占领了除大庙之外的全部村落，当即开仓分粮，赈济苦难群众。
不久，伪兴隆县政府派来了150多名蒙古骑兵，重新占据了佛爷来据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包森支队决定“教训、教训”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姚铁民、梁福忠、年焕兴3人潜入据点，摸到后院，将事先准备好的10斤巴豆投入水井。第二天早饭后，包森率队佯攻佛爷来据点，引伪蒙古兵尾追出来。但是，中毒后的敌军一路腹泻，丧失了战斗力。包林率队发起反攻，一举歼敌60多人。
连打几个漂亮仗，包森支队声威大震，队伍迅速扩大，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包森、姚铁民等28名勇士被群众誉为“二十八宿”，成了家喻户晓、威震敌胆的传奇人物。
战斗中包森发现姚铁民胆大心细，临危不惧，并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便将他调到支队部任事务排长，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习惯叫他“姚副官”。在包森的直接培养下，姚铁民于1938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39年开始，由于日伪当局连续调集重兵在长城沿线进行大“扫荡”、大“围剿”，以配合冀东的“治安强化”运动，包森和姚铁民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伺机消灭敌人。4月的一天姚铁民与贾振远、马兰田、年焕兴等人化装成老百姓，在遵化县张家坟村南侦察敌情。时近中午，忽然从西边走来3个人，前面的人身着褴褛的粗布便衣，后边不远处紧跟两个商人打扮的人。近前一看，前面的人竟是两个月前被捕入狱的支队手枪班侦察员王振西。他走近姚铁民等人身旁，机智低语：“后面两个是鬼子!”姚铁民等人明白了。待敌人来到跟前，他一使眼色，几人拔抢猛扑过去，敌人来不及掏枪反抗，束手就擒。两个敌人一人是翻译，另一个则是遵化日本宪兵队长赤本。赤本原想以王振西为诱饵抓捕包森，万没有想到自己反被八路军擒获。
1940年3月姚铁民出任迁(安)遵(化)兴(隆)抗日联合县县长。此前，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之后，八路军及抗联大部队西撤受挫，敌人卷土重来，冀东人民又处于日伪的摧残蹂躏之下。1940年元旦，中共冀东区党分委负责人李运昌等在遵化县葛老湾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随后抽调了曾任八路军包森支队事务排长的姚铁民出任迁遵兴抗日联合县首任县长，并由他组建一个“背包”政府。抗战时期冀东游击根据地形势严酷，领导机关长期随军游击活动，故称“马背的司令部，背包里的县政府”。
迁遵兴抗日联合县政府成立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县长姚铁民深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抗战，才能打开局面。否则，离水之鱼难以生存，抗日联合县政府也不会站稳脚跟。为此，他和张惠、祖治国先后深入遵化、迁安、兴隆山区调查了解情况并开展工作。姚铁民最初在兴隆县驴儿叫、中田、白马川、沙坡峪、黑鱼沟、天明、成功一带工作时，经常被拒之门外。后来才知道，许多户全家只有一两身衣服，白天男人穿着外出干活，在家的女人只好一丝不挂。遇有外人来，她们就跳入事先挖好的“遮羞坑”里，头顶着锅盖同来人说话。“十七八的姑娘没裤子穿”这句话并非戏言。姚铁民曾多次脱下自己的衣服送给老乡。热南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悲惨生活，常常使他泪流满面，仇恨满胸。
一天，姚铁民来到长城脚下的洪山口乡盆楼峪村，该村地处深山老峪，是抗日军政干部经常落脚的地方。村内廖金柱家是老堡垒户，曾多次为抗日军政部门掩藏文件和武器弹药。为此，他家的房子被“梳篦清剿”的日伪军烧毁过3次。姚铁民进村后直奔廖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灰烬和焦土。廖大娘坐在石碾上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姚铁民知道廖家又遭了一劫，他一边安慰廖大娘，一边拿出身上所有的钱递张老人。廖大娘坚决不收姚铁民便深情地说：“大娘，我母亲死得早，您待我就象母亲一样，难道一家人还分你我?儿子的钱母亲还不该花吗?”老人流着热泪，不住地点头。她当即把儿子廖金柱拉到跟前，对姚铁民说：“今天，我把金柱交给你，让他好好跟你们干，早一天把小鬼子赶出去!”从此，廖金柱当上了姚铁民的警卫员，成了他十分得力的助手。
1941年9月，中共冀东区党委和冀东军分区又先后任命姚铁民为长城工作团副团工及军分区对敌联络科科长。他出生入死，几次负伤多次深入虎穴，分化瓦解了很多伪职人员、特务以及军。
1942年秋季，冀东的形势更趋严峻。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冀东党、政、军机关纷纷转移到热南。1943年元旦过后，国热河的日伪军，为配合冀东日伪军的“治安肃正”，调集了各路“讨伐队”，协助日军对兴隆县境内的“无人区”进行反复“清剿”，抗日军政人员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分头隐蔽，有的进入山区同敌人周旋，有的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堡垒户家中。
1943年春节前夕，姚铁民和警卫员廖金柱以及迁遵兴联合县大队长张惠等人，先后来到兴隆县黑河川红石峪老堡垒户梁顺家。正月初四，喜峰口据点的敌人得到密报，立即派出由300多名日伪军组成的“讨伐队”，连夜抄小路向红石峪扑来，于初五上午10点到达东梁山顶。姚铁民、张惠闻讯冲到屋外时，敌人尚在二三里之外的东梁上，凭他们多年的战斗经验，安全撤走是没问题的。可是，当他们看到刚刚跑出村的群众拖儿带女，处于危险中时，便迎头冲了过去，以石碾和石壁为屏障阻击敌人，把敌人全部吸引过去。为了拖延时间，尽可能让群众全部安全撤离，姚铁民等人坚守在村里，眼看敌人包围过来，姚铁民等6人销毁文件，砸坏枪支，与敌人展开了徒手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姚铁民被捕后，先被押到宽城敌宪兵队，后被解往喜峰口进行审讯。。敌人以压杠子、灌凉水等残忍手段折磨他，但他未吐露半点真情。由于他在担任对敌联络科长期间，经常与日伪人员打交道，所以还是被敌人认了出来。敌人立即将他转押到热河省府承德的监狱里。
日伪时期的承德监狱设有水泉沟杀人场，那里白骨如山，有上万名抗战军民的尸骨无人掩埋。而监狱内的刑讯室更是令人毛滑悚然的“阎王殿”，各种刑具应有尽有，“犯人”们往往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姚铁民在这里经受了严刑的考验，尝遍了狱中的皮鞭、火钩、烙铁、老虎凳、往指甲里钉竹签、电椅等各种各样的酷刑，肋骨被打折了两根，直不起腰；被灌煤油和辣椒水后，从肺部往外呛血，姚铁民昼夜不停地咳嗽、哮喘……
敌人使出了全部伎俩，始终未能使姚铁民屈服，最后只得降低条件，只要他答应不再搞抗日活动，就可以马上获得释放。姚铁民愤怒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只要我活着，要我不抗日办不到!就是我死了，中国人民也要抗战到底!”
姚铁民在难友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经过艰苦的工作，他和难友们组织策划了狱中暴动，后因叛徒出卖，导致暴动夭折，敌人气急败坏，立即判处姚铁民死刑，并决定在新年大屠杀之际执行。
姚铁民被捕后，中共冀东党组织曾设法花高价组织营救，但没有成功。姚铁民得知后，非常感动，通过关系给党组织捎口信说：“暴动既不成功，营救恐亦无效，可我绝不会向敌人屈服，请组织放心。”党组织在设法营救姚铁民同时，将他被捕的消息通知了他海城老家，姚铁民的儿子姚振福以“义子”名义来到承德监狱探望父亲，使分离十载的父子得以相见。1944年4月，姚铁民惨死于承德狱中，时年46岁。临终前他给儿子留下遗嘱：
振福吾儿，这是我父子最后诀别。回忆余自进关和陕，本想与诸同志携手共同抗击日寇，今不幸被捕入狱。既为革命，夫复何言!现既宣告处死，决不望生，况余为国捐躯，死复何憾!余所最堪痛心者，祖国尚在沦陷，诸同志仍于水深火热中努力奋斗。吾儿既已成年，汝当以身许国，以继余之素志。是所至嘱。
一九四四年四月
姚振福牢记父亲遗嘱，回家后立即投身抗日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辽宁省海城县公安局副局长，丹东市法院副院长等职。1962年7月承德各界群众为姚铁民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不久，姚铁民烈士忠骨迁葬于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马熙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