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正，又名立征，字国遒，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1934年秋，文立正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
这时，正值日寇疯狂侵略华北，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国破山河碎的严酷现实，使文立正义愤填膺。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运动；蒋介石对日妥协，下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文立正心头燃起怒火，写信给家乡亲人和学友，大声疾呼：“偌大的华北已不容许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怒吼吧!中国。”这年，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文立正和学友们奋勇投入行动，与反动军警英勇搏斗。当晚，他带着白天战斗的伤痛，迅速给高中时代的挚友、在武汉大学机械系学习的李锐写去了一封长信，细述北平学生运动的悲壮情景。这封信被当时武汉学生运动负责人李锐抄贴在学校文学院大门口，号召武汉三镇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不几天，武汉学生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在北平，文立正又勇敢地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一六学生运动。
1937年5月，共产党员李锐、杨纯、谢文耀先后从武汉大学到北平接党的组织关系。文立正见到他们，喜出望外，毅然休学，同他们一起住进京西诩教寺，商议投身抗日的大事。
日军占领北平，文立正跟随李锐、杨纯、郑琳一起加入流亡学生南下工作团行列，踏上了奔赴山东前线抗日的道路。他在日记中写道：“先驱者，前途认定了，切莫回头……”
文立正与李锐等人到达济南，先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当时，出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他奉党的指示，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名义留在山东，进入国民党地方政府举办的“山东抗日军政人员训练班”。结业后，他受命赴鲁北武城县任政训员，帮助地方培训骨干，宣传抗日。
1938年3月，山东许多县城相继陷入日军魔掌。文立正回武汉寻找“民先队”和党组织，由李锐、谢文耀介绍，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日寇大举进犯苏北徐州，形势紧张。文立正和从延安过来的数十名干部，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进入苏北；尔后随中共苏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进入鲁南抱犊崮山区。这年夏天，文立正受特委派遣，任鲁南民众自卫军政训处副处长。
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主要活动于运河以北的峄县四区周家营、阴平一带，与党的抗日武装活动中心相隔百多华里。这里除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外，另有三支队伍，分别由孙伯龙、邵剑秋、董尧卿领导，打着国民党送给的游击队番号，但与所属上司无多少联系，处于独立活动状态。文立正到任后，和峄县县长兼政训处处长、共产党员朱道南一面率自卫军抗击日军，一面抓紧时机与孙、邵、董部取得联系，与他们协商成立了“山外抗日四部联合委员会”，使峄县地区形成了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为了培训地方武装骨干，文立正在周家营以北的白楼举办抗日青年培训班。起初，他不会鲁南方言，交通闭塞的山区学员也听不懂湖南话。文立正请当过小学教员的学员梁再作“翻译”，并教他学山东方言。
开学的一天，他对梁再说：“我们先教大家唱支歌，这歌是红军时期就唱的，名字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培训班里荡漾着革命歌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50余名热血青年刻苦学习，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懂得了运用游击战术。训练班学员分赴各抗日武装后，大都成了骨干分子。
文立正走到哪里，就把党的声音带到哪里，深得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大家亲切地称他“文老师”。
邵剑秋认准文立正是好样的，向中共鲁南特委一再要求，调文立正到自己的部队工作。1938年7月，文立正受特委派遣，以共产党的身份前往邵剑秋部任政治教官。
邵剑秋领导的游击队，番号为“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成员大都出身贫苦，有朴素的民族意识，但对抗战的艰巨性、持久性认识不足，一遇挫折，就士气低落；加上部队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开小差的事时有发生。
在这支思想复杂，战斗力弱的部队里，文立正从教唱抗日歌曲入手，在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一天，他集合部队，笑问大家：“你们会唱歌吗?”大家回答：“会一些，但都是古词旧调的。”“现在教大家唱首新歌，歌名叫《救亡进行曲》。”随后，嘹亮的歌声在鲁南响起：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工厂、田间、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脚步合着脚步，
臂膀扣着臂膀，
我们的队伍广大强壮，
文立正还找官兵促膝谈心，深入官兵家庭访贫问苦。有时他那悠扬动听的口琴声，有时那饶有兴趣的故事，常常使大家受到启迪。
战士们文化水平低，他将讲课稿和革命歌曲刻印成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集中学习，个别辅导。他要求大家不但要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必须照着去做。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次更换宿营地，他十分强调部队纪律，融洽军民感情。进村时写标语，号房子；离村时和战士们一起送铺草，打扫院子，挑满水缸，负责赔偿损坏的东西。仅两个月时间，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许多人向文立正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发展王墨卿、翁剑秋等人入党，在这个部队里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军事上，战士们也逐步掌握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要诀，开始以新的面貌活跃在鲁南抗日战场上。部队在津浦铁道附近的西杨庄伏击日军，就是按游击战术打的一个漂亮仗。
那天，部队进驻离津浦铁路30华里的白楼庄。有消息传来：鬼子在西杨庄抓鸡抢粮，临走时又把全村人赶到一处，宣称明天上午再来，限老百姓准备粮食鸡肉，办不好就烧房子。文立正和邵剑秋立即商量，决定伏击敌人。
晚上12点，战士们带足一天的干粮，来到打麦场上。文立正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邵剑秋手一挥，部队踏着朦胧的月色悄悄出发了。只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西杨庄，分别埋伏在四家大院内，村前村后放置了了望哨，一切准备就绪。
次日，上午11点，哨兵报告：“鬼子从沙沟站来了，还有一辆汽车。”
沙沟站离西杨庄只七八里路。一会儿，庄外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载着鬼子朝村子奔来，嘎然停在村外，一二十个荷枪实弹的鬼子、汉奸下了车。等敌人进入伏击圈，文立正和邵剑秋交换了一下眼色。邵剑秋喊一声“打”，仅有的一挺机枪在文立正手里吼叫，当即有三个鬼子见了阎王，其他鬼子嚎叫着跑进庄西青纱帐。文立正大喊：“同志们，追呀，别让鬼子跑啦!”便和邵剑秋率队跃出土墙冲去。开车的鬼子启动汽车想逃，被战士们一阵排枪撩倒，躲进青纱帐的敌人全部被歼。
西杨庄伏击鬼子获胜，部队士气大振，五大队成为一支深受鲁南人民拥护的抗日队伍。
就在五大队发展壮大的时候，国民党打起了自己的算盘。1938年9月，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头目陈中柱、第二分团头目陆仰山以整训、补充枪支弹药为名，调五大队到苏北淮阳，企图将其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将五大队整编为一个营后，不断地请客送礼和检阅。一个月过去了，闭口不提武器装备的补充。文立正及时识破对方阴谋，带领党支部的同志紧紧抓住来淮阳后的所见所闻，教育和提醒大家高度警惕。为了坚持抗日，他和邵剑秋商量，决定选择时机摆脱陈中柱、陆仰山的控制。一个深夜，部队分两路越过陇海线，辗转回到运河以北，重新打开抗战局面。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部队到达抱犊崮山区。1940年元旦，邵剑秋、孙伯龙等部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立正，被任为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支队副政治委员。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扫荡”频繁，峄、滕、铜、邳边区斗争尖锐复杂，部队生活艰苦。文立正与战士们一道睡草堆，吃小米和红薯干混制的煎饼卷辣椒。冬天，他穿的仍是破旧棉袄，衣服长满了虱子，清除的办法是放到火上烤，虱子掉到火里，噼啪作响。战士们开玩笑说：“政委又放机关枪了。”文立正乐得哈哈大笑。
在运河支队，文立正注重调查，遇事冷静，具有严格执行政策的党性原则。一次，部分战士从敌占区一个商号那里弄回一些财物。他发现后指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夺取抗战的胜利。”此事严肃处理后，运河支队再未发生类似问题，并以强悍善战享有盛名。
1942年夏，担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的文立正，带工作组到军区独立支队检查工作。4月间，这个支队的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孟昭煜牺牲了，文立正被留下代理独立支队政委兼铁道游击队政委。
铁道游击队，又叫鲁南铁道队，人称“飞虎队”，长期活跃在津浦铁路干线及枣(庄)临(城)支线上，神话般地打击敌人，创造了许多奇迹。但自1942年3月以来，部队作战接连受挫。文立正来到部队时，队员们还沉浸在悲愤中，有人喝闷酒，有人叫骂着，发誓要与鬼子拼个死活。
文立正深入各中队、分队，引导大家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化悲痛为力量，要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以实际行动告慰烈士英灵。在他的开导下，300多队员又像往常一样恢复了正常的战斗和生活。
看到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文立正打心眼里高兴。他抓住战斗空隙组织大家学文化。没有纸笔，就叫大家围成圈，拿树枝在地上一字一字地教，他教队员唱革命歌曲，让大家受教育。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
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太阳照着万物生长，
共产党来了人民得解放。
这首歌，就是文立正教给铁道游击队队员的。
铁道游击队活动地区四面受敌，日军不断地向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同时，经常派出便衣队，组织日、伪、顽军合围铁道游击队。因而部队常常一天更换三四处地方。当年，文立正就是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李正那个打扮，穿着旧袍子和缝有各色补丁的裤子，穿一双鲁南铲鞋(布鞋)，束一根用布条子编织的腰带，因袍子太长，行军不便，将前大襟翻过来掖在腰带里，短枪插在胸前袍子内，内衣袋里装有写着密密麻麻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的小本子。别看他这身装束，却给人一种神奇的魅力。多少次，他和战友们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寻找机会主动出击，扒铁轨，袭击日军火车，拔除日伪据点，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
一天清晨8时，文立正率短枪队五六十人驻扎临城南面的朱桥，得到情报：鬼子一个小队进驻邻近的周庄。文立正迅速组织队员抄近路将鬼子包围。一看，鬼子们正聚在一起洋洋得意欣赏抢劫来的财物。文立正一声令下，机枪、驳壳枪一齐开火，鬼子纷纷倒地。临城的敌铁甲车赶来，只见一具具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游击队已无影无踪了。
铁道游击队和兄弟部队，还承担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是沟通交通线，护送东、西、南、北的干部安全过境。为了保证这一工作万无一失，文立正找伪保长们谈话，教育他们认清形势，不要死心踏地为鬼子卖命，给自己留条后路。那些伪保长经反复教育，大都为抗日出力，还学会了应付敌人的办法。当游击队护送干部过境时，他们设法封锁消息；游击队完成任务离开后，他们叫人朝反方向放枪，哄骗日军。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2年起至1943年底。铁道游击队与兄弟部队一道，安全护送刘少奇、陈毅、朱瑞、萧华、陈光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1000余人过境，受到山东军区和过往首长的表扬。
1943年夏日的一天，中共鲁南区委在铁道游击队驻地彭口闸召开地方党委、各抗日部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在一家大院刚刚开始，村寨西门便响起激烈的枪声。文立正和大队长刘金山“嗖”地从腰间拔出驳壳枪，立即离开会场，疾奔西门。一看，担任会议警戒任务的长、短枪队与日军大队人马正在激战，门外已倒下好几具敌人尸体，后面的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嗷嗷怪叫，扑向寨门。副大队长王志胜调集四挺机枪，扫射冲上来的敌人。几乎同时，其他队员也在四周同敌人接了火。刚才还很宁静的村庄一霎那间炸了锅。
日军、反共顽固军包围了整个村庄。文立正马上意识到，如不快速组织突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向正在叫骂着要与鬼子决战的队员吼道：“不行，赶快选路突围，保护会议人员撤出去。”
大队长刘金山开始想从西门突围，可敌人向西门发起又一次进攻。游击队已有人负伤。“从后院推墙出去!”文立正一句话提醒了大队长。刘金山立即命令短枪队推倒后墙，为突围开辟通道。文立正跑前跑后，与刘金山一道指挥与会人员冲出院子，叫王志胜率长枪队掩护。在一串串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游击队保护大家翻过一道又一道围墙，闯过一个又一个夹道，击溃围上来的敌军，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日军偷袭会场，原想将铁道游击队和与会人员一网打尽，换回去的却是数十具尸体。铁道游击队虽然牺牲三人，负伤七人，但到会的几十名干部都安全转移了。
彭口闸事件的发生，使大家感到有些蹊跷。文立正和同志们确认游击队出了内奸。这年秋天，终于清查出了内奸、大队司务曹昭庭。原来曹昭庭在事发的前一天夜里，向临城日军司令部告了密。处决了内奸，铁道游击队消除了隐患。
1944年11月，文立正从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任鲁南二地委委员，宣传部长。1945年2月，他抱病到津浦铁路以西的抗日游击新区——六区所在地丁家堂村开辟工作，开办党员训练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由于叛徒告密，22日深夜遭日伪军袭击，文立正壮烈牺牲。当地称“丁家堂惨案”。
不幸的消息传出后，很多人失声痛哭。鲁南人民热爱“文老师”，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找来一口柏木棺材，唱着临时编的挽歌，举行追悼大会，将烈士安葬在丁家堂西村。
文立正的名字，和名震四海的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一起永垂青史。
(谭长春文清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