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人，1919年6月20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大孤家子村的一个富裕之家。父亲刘子清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非常重视读书，认为文化就是财富，所以，他的八个儿女，都供养上学读书。刘卓人刚满6岁就上了小学。1933年，在辅仁大学念书的二哥刘兴仁回家度假。进步思想的二哥，给刘卓人带来了希望。他不顾父母的劝阻，毅然随哥哥一起到北平求学，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到北平后，刘卓人考入东北中学，插班在初中二年级。他决心奋发读书，走读书救国的道路。
在这期间，刘卓人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作品。最初是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蚀》、《子夜》，巴金的《灭亡》，还有苏联小说《铁流》、《毁灭》等等。这些书不仅使刘卓人在文学修养上得到很大提高，更主要的是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事，常常使他陷入深思。当他听到家乡人民觉醒起来开展抗日斗争时，心情再也平静不下去了。于是他经常和赵天野、于之、申东黎等几位同窗好友在一起议论抗日救国。这时候的北平，环境已十分险恶，日本人在街上横冲直撞，随意绑架女学生；日本军队在郊区加紧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农民田舍被炸毁，居民不断遭伤亡。各大学纷纷南撤，东北中学也在准备搬家。刘卓人目睹了这些情景，悲愤和屈辱，不安和苦闷交织在一起，胸中的怒火在燃烧。他奋然拿起笔来写文章呼吁大家起来反抗。这期间他写的文章，多用“流血”笔名发表，故名“刘雪”。
1935年暑假期间，东北中学迁到河南的鸡公山。刘卓人压抑着心中的怒火也来到这里。他那忧国忧民，抗日救国的思想更浓重了。有一次出操，申东黎患病多日，身体虚弱，军事教官却蛮横无理，非让他跑步不可。刘卓人愤然地站出来和教官讲理，痛斥他在同学面前凶如虎狼，在日本鬼子面前软似绵羊，被撵到这鸡公山上来耍威风。结果校方认为刘卓人太危险，就开除了他的学籍，并勒令立即离开学校。
刘卓人克服重重困难又回到北平，考入兢存补习学校。在这里，他和于之、魏微、袁远等几个同学好友又碰到一起了。他们常常聚集一起，谈论时局的发展，传看进步书刊。
1935年末，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虽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抗日救国，成为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刘卓人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被推选为兢存补习学校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他组织同学罢课，参加游行示威，举办歌咏大会、救亡报告会，印发传单。不久刘卓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时他感到了极大的欣慰，把几年来压抑在心头的愤怒都喊出来，唱出来，讲出来，印成传单散发出去。
1936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大逮捕，反动军警拿着黑名单到各校抓人。刘卓人也被反动军警抓走，投入到陆军监狱。
狱中每天吃的是带沙子的窝窝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觉没有躺的地方，臭味熏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刘卓人仍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带头唱救亡歌曲，歌声传遍牢房，鼓舞着难友们顽强地斗争。当同学们到狱中看望他时，他依然和平时一样，幽默地开着玩笑。
为了使狱中斗争更自觉、更有组织，刘卓人在同学们的支持下，利用手纸编写出秘密刊物《牢狱之花》，用来鼓舞同学们的斗志。但没出几期就被敌人发现了，没收了纸和笔。
刊物被敌人破坏了，刘卓人没有灰心。斗争的曲折使他更聪明了。他主动和看守人员拉家常，宣传爱国思想，做鼓动工作。看守被他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说明了，常常为他们提供方便。就这样，新的刊物《监曲》和《新生》又相继诞生了。这些刊物对大家在狱中的斗争影响很大，直到出狱时，还有人把它带出去，作为珍品保存起来。
经过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多方营救，反动当局不得不一批批释放被捕学生，刘卓人是最后一批出狱的。狱中三个月暗无天日的生活，不仅没有使刘卓人意志消沉，反而把他锻炼成坚强的战士。
在刘卓人最困难的时候，袁远总是给他以帮助和安慰。特别是在狱中，袁远常常探监，给他送去衣物和食品。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出狱不久，刘卓人就与袁远结婚了。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他们在西山的北辛庄找了一间房子，大女儿北辛就出生在这里。
正在这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为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以在北平招募新兵的名义，委托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北平地下党组织推荐一批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民先队员参加学兵队。刘卓人辞别娇妻幼子，毅然参加了学兵队。1936年8月，刘卓人首批离开北平，奔赴新的抗日战场。
刚参加完开学典礼，还没参加正式军事训练，刘卓人又被调到《西安文化周报》当校对，并兼《西京民报》社会版的编辑工作。这两份报纸都是由东北军主办的，内部都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他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精神受到主编和同志们的好评。1936年11月，由魏雷介绍，刘卓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为全民族的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当时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西安文化周报》和《西京民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对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促成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2月9日，西安学生联合各界救亡团体一万多人，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请愿大会。目的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推动张、杨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也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示威。刘卓人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天的示威游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12月13日，《西京民报》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张、杨对蒋实行兵谏》；第三版在“生活一页”专栏里，刘卓人发表了《一二九西安人民的怒吼》一文，署名流明。文章详细报道了12月9日游行示威的实况。
这篇报道在当时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久，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六项条件。从此结束了十年内战。
1937年2月，《西安文化周报》和《西京民报》停刊。党组织决定刘卓人到西安的东北兢存小学开展工作。
来到兢存小学不久，刘卓人很快就使学校活跃起来。他在国文课堂上大胆宣传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地给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还利用音乐课教学生们唱救亡歌曲。不久，《打回老家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在学校里、社会上流行开了。西安市广播电台还特邀兢存小学的学生录制救亡歌曲。使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坚决抗战的气氛更加浓重了。
1937年7月初，刘卓人兼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报社组稿写文章。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社有共产党的特别支部，刘卓人在报社担任支部书记。为了党的民族解放斗争，刘卓人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
正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刘卓人以《西北文化日报》副刊为阵地，开展了一场动员人民、唤醒群众的特殊战斗。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把副刊的名称改为“文化公园”，配合政治形势编发了一些评论、杂文、小说、诗歌、漫笔等，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战斗性。
刘卓人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7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警察突然包围了兢存学校，以搜查枪支为名，逮捕了校长车向忱和刘卓人等五人。
经过党组织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多方营救，再加上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新形势，迫使国民党反动派释放了一些“政治犯”。9月初，刘卓人才得以释放。
1938年8月，刘卓人经中共党组织同意，由《西北文化日报》的同事杨彬青介绍，赴西北军孙蔚如的教导团任少校教官，实际上是做秘书和情报工作。
1938年末，为了适应战地文化运动的开展，更加全面地了解各战场的战况，披露敌情，鼓舞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坚定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进行全民总动员，推进全民抗战，在刘卓人的积极努力下，创办了《战友》月刊。
1942年4月，刘卓人因工作需要调到延安。在延安，他与先期来到这里的妻子、女儿团聚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卓人被第一批派往东北工作。他再一次告别妻子儿女，随延安的干部大队出发了。11月初，刘卓人等一大批干部来到沈阳，组织决定把他留在沈阳的机关里搞宣传工作。刘卓人坚决要求到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满足了他的要求，派他到法库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公安局长。
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刘卓人等组织建立了法库县的民主政权，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反奸反霸的斗争。
1946年2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解放区，各地展开了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运动。县委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考虑到干部回到家乡影响一定更大，便派刘卓人担任三区区长。这个区正是大孤家子村所在地。刘卓人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决心不负众望，带领贫苦农民建立了村农会。为顺利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他首先从自家作起，动员父亲带头实行减租减息，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生产很快蓬勃开展起来。
紧接着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为了便于土改运动的开展，刘卓人主动要求离开三区，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调他回县委任组织部长。这时中央关于土改问题的五四指示下来了。县委决定先派干部到各区传达五四指示。
1946年5月13日，刘卓人在六区传达完土改文件精神，在赶回五区途中，国民党军第十六团纠集原国民党法库县党部的残滓余孽，正从西南向法库进攻。县委已经转移。刘卓人在基层工作，不知道情况发生变化。当他走到五台村西街街口时，正好和这伙敌人遭遇。他刚要掏枪抵抗，就被敌人包围了。此时，刘卓人没有想到个人的安危，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机密，迅速把随身携带的文件销毁。被俘后，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是，刘卓人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痛斥敌人的罪行和卑劣手段。最后，凶残的敌人把刘卓人活埋了。刘卓人在就义前，还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敌人撤离后，群众扒出烈士的遗体，刘卓人虽然已停止呼吸，全身血肉模糊，但他双目怒瞪，手还在高高地举着。这壮烈的场面，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5月15日，法库县委为刘卓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2月，在白城举行的辽吉英雄追悼大会上，刘卓人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
1948年2月19日法库解放。法库县人民在法库县城的制高点二龙山上修了一座纪念碑，以志纪念。
(李云桥高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