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洛书

来源:中华英烈网责任编辑:李行知2014-01-16 14:50

张洛书,曾用名刘景新、张艺宾,1905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红盆村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张崇辉是誉满乡里的医生,父亲张松年,也是知书达理之士。张洛书幼年聪慧,8岁入本村小学;12岁到延集高等小学投考,在一百多名考生中,张洛书榜上夺魁。1921年,张洛书高小毕业后,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当时济南一师聚集了一些爱国知识青年,王尽美就是一师学生、党组织负责人,张洛书深受其影响。1922年,张洛书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领导下,他组织学生游行、讲演、宣传爱国思想等等,成为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4年国共合作后,张洛书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加入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济南党部常委。1926年1月,他作为山东代表之一,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6月,张洛书由山东省委负责人丁君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的注意,被学校当局除名退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11月,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党组织,加强津浦、胶济两铁路线的工运工作,遂派张洛书到淄博矿区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当时,直接统治淄博矿区的是中日资本家合办的“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反动势力十分强大。张洛书根据省委“保存力量、发展力量、巩固发展党组织,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首先领导建立了中共铁山支部。1928年2月,他正式担任淄张县委书记,和丁君羊一起,领导淄川炭矿建立了两个团支部;组织党团员学习《党员课本》、《共产主义ABC》、《红星》等书刊。张洛书和工人同吃同住,经常和工运积极分子一起到工人中开展工作,还以串亲访友作掩护,到工人和农民家中了解情况,开展宣传活动。在思想发动成熟的基础上,酝酿成立矿区工会。4月间,在淄川洪山镇余盛街正式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会,有些矿井也相继建立了工会支部,工会领导下的工人达千余人。经张洛书提议,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推选孙俊礼任总队长。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反动政府和资本家惊恐不安。他们下令停止活动;策动民团和商会到工会寻衅,逼迫工会搬家;并声言裁减工人。为了保卫工会,保护工人的利益,张洛书和李英杰等工会领导人,连续召开工人代表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于6月25日举行淄川炭矿工人总罢工,抗议裁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各工会支部成立罢工组织委员会,选出工人代表,向淄川当局交涉。6月24日,印发了张洛书、李英杰等写的《罢工宣言》,并向鲁大公司提出了22项条件,限6小时内答复。结果,资方拒绝了工会的要求。6月25日拂晓,淄川炭矿所属十里旧、南旧、大昆仑分厂的4000多工人全部罢工,汇集在马家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会上20多人发表讲话,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驻矿区日军北川中队包围了会场。工人纠察队和工人们手拉手组成人墙,奋力保卫会场。最后日军还是抓走了工会领导人车锡贵等九人。当晚,张洛书等党和工会负责人开会,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回原井继续斗争;同时通过淄川县政府、公安局、商会等进行“调解”,营救被捕工友。日本资本家迫于压力,不仅答应了今后不再打骂工人、不付半工和不扣工具费等条件,而且释放了被捕工人,使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次罢工,是在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时候,工人们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日大罢工,因此,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8年夏季,反共势力极为嚣张。国民党临淄县党部书记吴镜仙等人知道铁山有共产党组织,便勾结半官半匪的县警备队长朱全义等,密谋血洗铁山,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借以向国民党报功请赏。铁山地区党员们得知消息后,无比愤慨,立即在铁山东坡召开会议,计划组织工人武装暴动。张洛书闻讯,立即从张店赶往铁山,向党员们转述了邓恩铭的意见,严厉批评这种做法是“走自我毁灭的自杀政策”。并耐心教育大家认识当前主要的斗争方式是“缩小目标,保存力量,发展力量”的道理。同时,张洛书又利用上层社会关系,联合教育界和社会贤达,一致声讨吴镜仙。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吴镜仙、朱全义陷于四面楚歌,最后不得不带着县党部灰溜溜地撤往泰安。敌人血洗铁山的阴谋破产了,铁山的党组织和工会有了更大的发展,党员发展到数十人。

1928年下半年,曾在淄博矿区工作过的原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张洛书在淄博难以工作,被派往潍县、高密任县委书记。同年10月,他因共产党嫌疑在高密被敌人逮捕。虽经几次审讯、拷问,他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父亲张松年和长兄张贤书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去高密找人求保,将张洛书保释出狱。张洛书本来就有肺病,加上在狱中受尽折磨,身体非常虚弱。为保他出狱,家里的粮食、土地、树木变卖一空,几近破产。但他的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在家休养了十几天,便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去苏联学习。他立即筹借路费,同亲人挥泪相别,从青岛转赴东北。行至苏联边境的赤塔时,旧病复发,便留在东北工作。1929年8月,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后,张洛书直接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

1930年10月,满洲省委派张洛书到奉天(今沈阳)市委搞工运工作;12月,任奉天市委书记。后因市委直属满洲省委领导,由省委宣传部长兼任市委书记,因而张洛书仍负责工运工作,做商埠区委的宣传工作,还兼任《白话报》的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洛书被派往大连,任大连特支书记。在大连,他积极开展党员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工会,发展党组织。当时工作条件是极其困难的。上级没有经费,他靠出卖劳力和开办书房挣钱糊口。白天劳动、教学,晚上便在大连民权街三平方米见方的贫民窟里开展工作。他常年以煎饼、橡子面为生,寒冬腊月穿着破棉袍、单裤到处奔波。他身患肺病,但无钱医治,经常咳血,仍坚持工作。为了筹集经费,开展工作,他经熟人帮忙,在刘家屯开办了“志成书房”(私办的小学)。张洛书的英语、语文、数学水平都较高,是这一带较有名气的“张先生”,一些青年工人慕名而来,最多时达到30多人。张洛书注意教育培养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并发展了一些人入党。大连特支原来下属有满铁场、三菱油房、三泰油房三个支部,党员36人。后来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张洛书又在满洲日日新闻社、码头、政记公司、关东州厅土木课窑业等单位建立了党支部。1932年7月,满洲省委决定将大连特支改为大连市委,张洛书任市委书记。

1933年10月7日,因叛徒出卖,大连党团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张洛书不幸被捕,被日本当局以“违犯治安法”罪名判刑十年。

在狱中,张洛书虽身患严重肺病,仍坚持斗争。他说:“今生不死,我始终要革命,直到坟墓里!”有一次,狱中日本犯人侮辱中国人,张洛书挺身而出,怒斥并痛打了那个日本人。为此,日本看守辱骂张洛书。张洛书用水桶朝看守打去,看守被打得满脸是血,转身逃走。自然,张洛书招来一顿痛打。难友们见他被打得惨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说:“出了气,就是死了也甘心。斗争是被压迫者的活路。”因此,他受到难友们的尊敬。

1943年,张洛书度过了十年的铁窗之苦,刑期已满,又因病重,获释出狱,在敌人的监视下,在大连西岗养病。

1945年8月,被日本人侵占40年之久的大连,被苏联红军解放了。张洛书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立即写信给苏军司令部,请求帮助寻找组织,并主动联络被捕出狱的党员开会,成立了临时市委,张洛书任市委书记。苏联是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协议占领大连的,因此,共产党的组织还不便公开。国民党军队则在这时对大连实行封锁,市内的日伪军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流氓分子,不断制造事端,停水停电,中断交通,工厂停产现象不断发生。这时社会上的秩序也较混乱,失业工人有20多万。为稳定局势,张洛书便从组织工会入手,首先把工人组织起来。

9月2日,他们在青年会礼堂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有52个工厂的200多名工人代表到会,选举成立了大连职工总会。唐宏经被选为委员长,张洛书为顾问。在工会领导下,组织了7000多人的护厂纠察队。当时,日伪时期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和日伪、国民党政客们也组成了所谓的“人民团体治安会”。这股反动势力对工会百般砥毁、诬蔑。为了反抗这伙反动势力,张洛书写了《告工人同胞书》,印成传单,揭露“治安会”的丑恶面目,并当面和“治安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国民党党部公开活动并挂出牌子时,工会立即派人报告苏军司令部,摘掉了国民党的牌子,并把他们驱逐出去。1945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主持工作。韩光肯定了大连临时市委的工作。这时,张洛书的病情日益加重,到1946年3月,已卧床不起。当他接到大连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聘请他为参议员的聘书时,无限深情地说:“日本打败了,中国独立了,地方自治了,民主实现了,我的苦斗,我的希望,现在总算达到了!”说完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由于张洛书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工作,加之十年监狱生活的折磨,身患肺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越来越重,于1946年3月14日病逝,时年41岁。

(刁洪远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