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英，原名卢子江，曾用名卢涛、卢育生、周育生、周至昆，1905年11月8日出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望仙埠村。父亲卢魁山在村里教书塾兼做郎中，卢志英7岁就随父亲读书，在严父督促下练得一手好字。1919年到昌邑县乙种蚕业学校读书，受到五四运动启蒙。次年因生活困难去东北当兵，1921年考进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毕业后曾分到东北军一个连当司务长。他目睹军阀战争之残暴，民众生活之惨痛，于1924年毅然脱离旧军队，只身南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先在郑州、洛阳结识革命同志王乐平、续范亭，经他们介绍入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其间与南汉宸、赵惠尘朝夕相处，研读革命理论，接受马克思主义，商谈国家前途。陆军训练处改编为国民军后，他在续范亭旅里任营副、上尉参谋。此时又结识了中共党员姚继民、刘仲华等，在他们的帮助下得到了党的教育和关心。第二年初，中共北方局派姚、刘去新疆旧军中搞军运，卢志英坚决随同前往。1925年3月，经姚继民、刘仲华介绍，卢志英在新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卢志英入党后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先在甘肃、陕西搞军运策反工作。曾任西北军骑兵第三师第二营营长。
为响应北伐战争，率部起义，后失败。不久，党组织选派他到国民党高级军官教导团学习。1926年5月，五原誓师后的冯玉祥部队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他在那里听专家讲课，总结实践经验教训，卢志英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水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军“清共”。党组织派卢志英到陕西关中一带搞军运，公开身份是蒲城县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此时，当地驻军侯保杰部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卢志英不避艰险，在驻军中策动兵暴。是年秋天，他与其他两人被捕，关押在驻军师部监牢里。后经蒲城小学教员张育民(中共党员)营救，越狱成功。不久，来到北平。
张育民随后也来到北平。后来与卢志英结为夫妇。
卢志英在北平开展学运，深入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地下党员，工作很有成绩。到了1929年夏天，党组织又调他重回军运战线。1930年，他在上海中央军委搞情报工作，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刘仲华并肩战斗在一起。1931年他又北上西安，到杨虎城部与南汉宸一起做统战、军运工作，在基层建立党组织。1932年，中共中央军委特派员王世英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南京的秘密活动已被特务机关察觉。军委当机立断，调回王世英，改派卢志英为特派员，从西安秘密赴南京，接替王世英的工作。南京的秘密战斗主要是搞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一方面派人打入国民党中央和外交、铁道等政府部门，及军校、军队以及特务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等；另一方面在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争取团结进步人士。卢志英接管了王世英的地下工作和联系人员，依靠组织，积极活动。
一天，他化名王先生来到无锡会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畅叙同宗之谊。两人在茶室雅座品茗，谈古论今，很是投机。王昆仑怀念孙中山先生：“是孙先生介绍我第一批参加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如今弄得如此反动!”王昆仑十分动情，连连叹息，他倾吐自己的思想苦闷，就是想找位高人指点迷途。卢志英深表同情。王昆仑激昂慷慨：“蒋介石如此作为，不得人心，早晚就会垮台!”卢志英微笑着摇摇头：“蒋介石垮台是必然的，但不会很快，他还得做相当时期的中国统治者呢!”接着，他详细分析中外形势，指出只有有心人士从各方面努力，才能促使蒋介石早一点垮台。王昆仑听得连连点头，很是钦佩，又急切地问：“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你呀，依我看，多交些朋友，把国民党内的左派团结起来，再影响中间人士，还要注意蒋介石亲信的动作……”这次欢叙给王昆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第二次碰头时，王昆仑一开口就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可是，他做团结人的工作碰到困难，有点不耐烦，因而推心置腹地对卢志英说：“我真心想到苏区去，你能不能帮我找到门路?”卢志英哈哈大笑了起来，也推心置腹地说：“你到苏区去呀，只是个普通小兵；但是共产党多少年也培养不出你这样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呢。你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能起到共产党起不到的作用!”王昆仑被说服了。以后两人又多次谈话，王昆仑捉摸出他已经找到了自己多时想找的共产党“高人”。一次，他俩去玄武湖划船，王昆仑鼓足勇气要求：“我已心里明白，你是可以帮助我实现最大愿望的人，请你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卢志英诚恳地说：“你的要求我理解，但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容我去请示!”这次他们专门讨论了共产党的宗旨、性质、政策、对党员要求等各个方面。王昆仑再次表示了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33年夏天，卢志英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考察，认为王昆仑符合共产党员条件，便到上海请示中央。经中央研究同意后，卢志英介绍王昆仑入党，为中共秘密党员。入党宣誓后，卢志英紧紧地握着王昆仑的手说：“你好好努力，党需要你!”王昆仑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王昆仑忠诚党的事业，埋头苦干，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40多年后，他对卢志英烈士的儿子卢大容说：“你父亲卢志英烈士是我的领路人，他当年对我讲的那些话我永远不会忘记!”
卢志英又发展了国民党外交部的胡济邦参加共产党，胡济邦在以后多年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做外交方面情报工作，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秘密出入国境等做出许多贡献。卢志英在南京通过同志们的努力还获得敌人“围剿”中央苏区等许多军事情报。这些情报，他让打入国民党铁甲车纵队的同志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上海交给中央军委。
卢志英在南京任中央军委特派员期间发挥了卓越的才能。这年冬天，他再次被捕入狱。敌人严刑拷问，他备受折磨，没有暴露任何机密。敌人拿不出证据，只好以“嫌疑”、“误捕”自我解嘲。1934年初春，卢志英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中央军委养伤。
当卢志英调上海工作之时，张育民仍在北平做地下工作。1933年曾到西安探亲，次年生了儿子卢森林。1933年夏她在街头以政治嫌疑被捕，一关几个月，没有暴露，法院宣判无罪释放。可是她回到家里找不到儿子，代为看管小森林的工友不知去向。
此时，蒋介石已开始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其德国军事顾问塞特克炮制“铁桶计划”，调动百万部队，用其中半数对付中央苏区。我中央军委急需“铁桶计划”情报。卢志英伤愈请战。正在这时候，原同盟会会员广东人莫雄前来上海，寻求朋友帮助。莫雄曾在北伐战争中任旅长，他的参谋长就是中共党员，合作得很好，受过党的影响。后来他一度离开军队，住在上海，结交一批开明、进步朋友，其中也有中共地下党员。此时他接受国民党政府委任，要到江西第四战区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便到上海找旧友商量，希望帮他介绍得力干部。我中央军委得悉后决定派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等前往，在莫雄司令部担任职务，掩护情报工作；同时，派邱吉夫、张育民到南昌开设“张育民诊所”，作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与苏区联系。
1934年3月，卢志英穿上国民党军装，以保安司令部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和其他同志一起走马上任，来到设在庐山脚下德安县的莫雄司令部。卢志英和同志们商量，先帮莫雄立稳脚跟，既不让他“剿共”打红军，又要让他取得蒋介石信任。他们按照军委的指示，与当地红军、苏维埃取得联系，共同配合。卢志英对德安地区的“军事行动”巧作安排，先向地方红军通报保安队“进剿”计划和行军路线，让红军安全转移休整或往别的地区出击；然后由莫雄的保安队按行军日程与红军“打仗”，一一“击退”，并“消灭”当地苏维埃。不久，德安周围的红军都被“肃清”了。这样，由主任秘书刘哑佛起草的“剿匪”假战报，一封又一封送到江西省长熊式辉、剿共行营头目杨永昌的桌上。得到国民党当局对莫雄的不断“通报表扬”、“传令嘉奖”，“全省考绩第一”，德安一时成了“剿共模范区”。莫雄高兴，卢志英高兴，蒋介石更高兴。从此对这个非嫡系下属给了特殊礼遇，让莫雄上庐山参加最高级军事会议。
卢志英在帮莫雄巩固地位的同时，经常对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建立了友谊；又运用他与陈诚、康泽相熟的关系，派地下党员打入特务机关，有的还参加在庐山办的特高班。在南昌、德安、庐山，他们搞到许多军事情报，通过“张育民诊所”送往苏区中央。但是，对于“铁桶计划”仍然杳无消息。
转眼到了1934年10月初。一天莫雄带着一大包文件从庐山开了六天会回来，心情忐忑不安。卢志英看出迹象，马上和项与年、刘哑佛等商量，决定晚上找莫雄长谈，弄清会议内容。
月到中秋分外明。正是中秋时节，司令部里灯火交辉。卢志英等邀请莫雄赏月，分析形势，畅叙友情。他们从庐山开会谈到五次围剿，谈到国民党的用心，谈到共产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及目前处境；又从抗日爱国民族大义谈到朋友道义，还给他分析个人得失前途……真是晓之以真理，动之以真情。最后，莫雄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站起身来，指着那包绝密文件说：“‘铁桶计划’”全在这里了，你们处理吧!”
“铁桶计划”终于到手了!卢志英等立即打开，迅速翻阅。文件内容说明中央苏区反“围剿”形势十分严峻，要用最快速度报告中央。他们当夜把文件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次日，由项与年迅即送到“张育民诊所”，再与邱吉夫一起连夜送交党中央。周恩来看到这份绝密情报极为重视。此时，国民党围剿部队已深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十分险恶。10月中旬，中央组织突围，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谈到“铁桶计划”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获取“铁桶计划”是卢志英的杰出贡献。莫雄也对人民有功，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推举他为广东省政协常委、副主席。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卢志英随即接到担任军事特派员的命令，赶赴贵州搜集情报，帮助地下党组织力量，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贵州。于是，卢志英和几个同志扮作绸布商人，立刻到贵阳“做生意”。后来，又转移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军事要地毕节县。他在毕节先和当地青年积极分子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向他们讲解马列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也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革命老人周素园的情形最早就是从这里知道的。
1935年春天，莫雄被蒋介石视为“剿共模范”也被调到毕节，任命为云贵川三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负责在咽喉要地堵截红军。于是，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卢志英又成了莫雄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随时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并可指挥“剿共”部队。
1936年初，卢志英得到红军二、六军团要前来黔西的通知，马上采取一系列配合措施。他知道驻毕节“剿共”的国民党正规军第六十三师师长畏惧红军，便以参谋长身份给他机会撤离毕节，调往别处。他又劝保安司令莫雄避走。莫雄一时拿不定主意，卢志英便陪他去找老友周素园商量。周素园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赞成共产党抗日，我不必离开毕节。我劝你不要跟红军为难；再说你们怎能打得过贺龙?不要拿鸡蛋去硬碰石头，你还是撤走吧!”莫雄打定了主意，卢志英马上安排莫雄和家属、随从避往山区，保证供养。
保安司令离开后，参谋长卢志英坐镇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毕节空城，安排地下党配合迎接红军，又调动可以掌握的彝族保安大队驻在城郊负责治安。这样，红军二、六军团于1936年2月初巧渡鸭池河，于9月顺利地占领了毕节地区和县城，得到了半个多月的休整。此时，卢志英和地下党同志一起，积极慰问红军，筹集供给；又配合红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发动贫苦农民和职工、教师、学生参军，红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人。贺龙还请周素园担任新建的贵州救国军总司令。当2月27日红军离开毕节继续长征时，周素园也率部跟随红军长征直到陕北。
红军顺利地通过毕节后，蒋介石大怒，以“通敌放共”的罪名逮捕了莫雄，用飞机把他押回南京囚禁起来。卢志英已完成军事特派员任务，也离开贵州到南京设法营救莫雄。得知莫已由他朋友陈诚等保释，便到江西与先往的张育民会合，一起到上海，与军委特科接上关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派卢志英到水乡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敌后抗日武装，并改造地方抗日队伍，充实新四军东进部队。以后调回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
1938年2月，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它的后台很硬，是由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特批的。厂长周育生就是卢志英。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卢志英还通过朋友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挺进苏北，军长陈毅指示黄逸峰团结地方实力派，建立外围军，共同抗日。1940年10月，由新四军和地方武装联合的抗日部队成立，简称“联抗”，司令部设在苏北曲塘，由黄逸峰任司令。并请调卢志英(化名周至坤)前往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指挥与日伪军作战，负责训练新战士。
1942年1月，受党组织派遣卢志英重返上海，开展情报、策反和采运军事物资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卢志英继续在上海坚持开展情报活动。但是自从粟裕随新四军北撤以后，他的组织关系又改为和华中分局情报部联系。了解他革命经历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1947年1月，华中分局情报部也北撤山东，卢志英便只能与情报部设在江苏海边的海防委员会取得联系。这一期间，卢志英仍以坚强党性在京沪杭等地积极开展工作，建立情报组织；在上海的情报人员已有70人左右，并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分头获得国民党重要军政情报。可是，在越来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卢志英情报系统内出了个秘密投敌、充当内奸的叛徒张莲舫。
张莲舫曾在新四军当过基层干部，到卢志英情报系统后作为骨干重用。他在上海开始蜕变、违反组织原则的表现，卢志英已有所察觉，令他交出联系的同志，切断了一些工作关系，并找他谈话要他改正错误。可是张莲舫不思悔改，甘心投敌，叛变革命。他先向国民党社会局出卖手枪，主动投靠，正巧撞在打入社会局的共产党人手里，便追查他的身份；张见叛变未能得手，又转而投靠中统特务机构，密报他所知卢志英的活动与华中分局情报部关系，及他本人曾联系的工作人员等情况。中统原拟放长线，撒大网，妄想把卢志英情报系统全部控制到特务机关手中。后因内部出了破绽，加之蒋介石悬赏捉拿卢志英，中统怕其他特务机构抢功，便向上报告，于1947年3月1日秘密逮捕卢志英。
卢志英被捕后便被关入亚尔培路(解放后改名陕西南路)2号中统魔窟。敌人先以金钱、地位引诱，要他交出整个组织、全部党员名单及各联络地点，受到卢志英的严词斥责。接着，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他施以种种毒刑，“坐老虎凳”，“坐电椅”灌辣椒水、火烧、绞头、用打气筒往肛门打气，“精神刑罚”搞“疲劳轰炸”，甚至用铁锤敲碎他的跗骨……甚至将妻子、儿子也抓去，搞软化政策，最终，敌人一无所获。
1948年12月27日晚上10时，敌人卸下卢志英的脚镣，从狱里带到审讯室“谈话”。卢志英才进地下室，灭绝人性的特务们便扑上去，用浸过麻醉药的毛巾往他嘴里塞，卢志英反抗挣扎，特务又用粗木棍把他击倒地上。然后把昏迷的卢志英装进麻袋，放到一具木匣里，用汽车拉到雨花台的一座小山上。漆黑的冬夜，寒风呼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卢志英，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被敌人秘密地活埋了!卢志英牺牲时年仅43岁。
卢志英烈士在20余年革命生涯中一贯勇敢、坚定、机智、沉着，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即便身处逆境，三次被敌人逮捕坐牢，二次在革命队伍内受委曲，他也百折不挠，坚持党性，战斗不止，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一生为党，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无法计算的特殊贡献。他一生生活俭朴，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乐观坦荡，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奉献，忠贞不渝。卢志英烈士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1949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张育民、卢大容和战友们不知道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0年6月，华东公安部捉到了杀害卢志英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找到了烈士被活埋的地点，由张育民、卢大容前往确认烈士，才弄清卢志英烈士壮烈牺牲的情景。陈毅、粟裕、刘晓等专门开会研究，追认卢志英为烈士。人民政府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重新安葬烈士，在雨花台建立卢志英烈士墓。1951年7月22日，华东和上海各界联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缅怀卢志英烈士的业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1953年4月，万恶的叛徒张莲舫就擒伏法，反革命分子任宗炳被镇压，大快人心。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先后接见慰问烈士夫人张育民。1954年卢大容写了一本《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激起了后辈青少年对卢志英烈士无比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