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朴，化名李霞、李静安，１９１０年５月１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张坊区板溪村一户贫苦农家。９岁时入本乡公祠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因家境贫困，他被迫辍学。十三四岁，就到离家几十里的“乾源裕染坊”当童工，拼死拼活干一个月，得到的报酬很微薄，只够吃几餐粗米饭。
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后，李白参加了以纸业工人为主体的地下游击队，先后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共青团支部书记，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以及徐骑在浏阳县发动群众，组织暴动武装。９月，他随农军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第三团进攻白沙、东门的战斗。１９３０年８月，在配合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枪声中，正式成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一名战士，后任通信连指导员。１９３４年６月，调到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红五军团组成了报务员、机务员、运输班、监护班共１００多人的无线电队，除携带个人的武器、被服外，还要携带收发报机、充电机、马达、汽油、天线等电台装备，其中七八十人要抬机器，行军比较艰难。为了保障通信畅通，李白对同志们说：“电台是与总部联络的主要通信工具，是全军团上万人的耳目！困难再大，我们也要保护好电台，要视电台为生命，而且要重于生命！”
在长征途中，为保证电台正常工作、联络畅通，李白带领无线电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每到宿营地，别的部队可以抓紧时间休息，无线电队却要立即架线，整理机器，收发电报。有时电报还未发送完毕，部队又准备行动，许多同志都来不及打个盹，又拆收机器、天线，跟随部队行军。行军时，李白替换疲劳的战士，参加抬机器；工作时，他同报务员一样，轮流参加值班。战士的鞋破了，他把自己的鞋给战士穿；战士饿了，他把自己干粮袋里的炒青稞倒给战士吃。饥饿、疲劳，使他的圆脸瘦成了尖下巴，眼眶凹了下去，两眼布满了血丝。在整个长征途中，李白身先士卒，关心同志胜过自己，爱护电台重于生命，分队没有一部机器掉过队，没有一部机器停止过工作，始终保持了通讯联络畅通，经常受到军团首长的表扬。
１９３５年６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编入左路军。９月间，张国焘另立中央，对红五军进行所谓“改造”，无线电队调到红三十一军，李白被免去台长职务，只任电台政委。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李白调任红四军电台台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组织决定派遣李白到南京建立电台，担任报务工作。出发前，在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王诤同李白作了长谈。他说：“南京是敌人的心脏，犹如龙潭虎穴，我们党已在那里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工作，你将面临着复杂而艰险的斗争，必须做好思想准备。”李白坚定地回答：“只要是党的需要，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我也要去闯，保证完成任务！”第二天，他怀着依恋的心情，向宝塔山告辞，同战友话别。同年９月初，在中共中央代表博古的带领下，李白同齐光、吴志坚、康一民等到达南京。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同时又是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李白任报务员，康一民任译电员。
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中共中央在南京设立公开通讯电台的计划未能实现。李白又奉命到上海担任地下电台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李白到达上海。他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化名李霞，住进霞飞路贝勒路（现黄陂南路）１４８号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小阁楼里，于１９３８年初架设了秘密电台。每天晚上，当人们进入梦乡时，他静静地守在电台旁，或是收报，或是发报。红色电波，像一架无形的空中桥梁，把上海和延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工作虽很辛苦，但他感到非常自豪。随着电波，他心中的喜悦像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到１９３９年，工作环境渐趋险恶。中共中央派往上海领导电台工作的龚饮冰决定，选一位政治上可靠的女同志进行掩护。经上海工运负责人马纯古、张棋推荐，由沪西区绸厂青年女工、共产党员裘慧英（原名裘兰芳，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７年入党），与李白扮成夫妻，配合工作。不久，经地下党组织批准，李白与裘慧英结成夫妻。
１９４２年７月，李白夫妇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临时转移到履理路（现建国西路）福禄村１０号。中秋节的前一天，李白夫妇在街上买了两个月饼，准备过节。晚上，李白同平常一样，关好窗户，戴上耳机向延安总部发报。翌日凌晨３时许，一群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搜出了电台，将李白和裘慧英押到了四川路桥北崇明路６号日本宪兵队部，分别关在６楼的两个房间里。
日军用一块大铁板压在裘慧英的腿上，骨头几乎压断，但她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日军将她带到李白受刑的房间。只见李白被绑在老虎凳上，胸上一道绳，腿上一道绳，砖头一块块地从脚后跟塞上去，骨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李白痛得昏厥过去了。残暴的日军仍在吼叫：“说！你究竟给谁工作，领导人在什么地方？”
被一盆冷水浇醒的李白怒视日军，仍然一声不吭。这时，一个日军用老虎钳将李白的手指甲一个一个地拔下来，每拔一个就问一声：“说不说？”可是，每次得到的只是沉默。随后，日军又用电刑折磨李白。只听得李白一声惨叫，又昏厥过去。站在一旁的裘慧英，目睹丈夫受刑的惨状，心里难受极了。她愤怒地大声斥道：“你们这些没人性的鬼子，为什么要这般残忍地折磨他？！”日军却狰狞地大笑。
一个多月后，裘慧英被释放了。她回到绸厂，一边做工，一边协助地下党营救李白。每隔几天，她去探监，但都被日军拦阻。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日军才允许裘慧英去见李白。此时，李白已是遍体鳞伤，骨瘦如柴，不像人样。裘慧英见了，泪如泉涌，许久说不出话来。李白劝慰她：“不要难过。我虽吃了苦头，但战胜了敌人！”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０日，李白经地下党多方营救终于出狱。他一回到家，就问裘慧英：“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工作。”裘慧英心疼地说：“你的身体还没有调养好，怎么工作呢？”李白说：“慧英啊，敌人打断了我的筋骨，但是没有摧毁我的意志。想到敌人对我，对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残暴，我真感到自己身上的工作责任。我要加倍地工作，早日打败日军，还我河山！”在李白恳切要求下，党组织将他和裘慧英调到浙江场口（后撤到淳安），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之电台，为我党秘密传送日、美、蒋方面大量的战略情报。１９４５年春末，他在淳安又一次被拘捕，由于党组织及时营救，第二天就脱离了虎口。
日本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李白夫妇奉命调回上海，在黄渡路１０７弄６号设立电台（后转移至１５号）。１９４８年９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李白经常更换收发报时间和频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国民党陆军的序列、部署，海军各舰的驻地，长江江防计划等，都随着李白发出的电波飞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国民党特务对这部神秘的电台伤透了脑筋，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侦测方位等手段，日夜监听。
１２月３０日凌晨，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李白住所进行搜查，将李白逮捕，押到四川北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第二大队。第二天，敌特又将裘慧英及其孩子抓到这里，企图诱供。
敌特对李白刑讯逼供前，利诱说：“只要你讲，你和老婆、孩子都可以回去，而且还会得到许多钱。”李白蔑视地说：“我不要那些肮脏钱！”
“你不要钱，我们给你当大官。”敌特又说。
李白厌恶地痛斥：“贪官污吏，狗彘不如！”
敌特见这一招不行，便施用各种刑罚，比当年日军用的刑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李白始终坚贞不屈；被释放回家的裘慧英及其孩子，也巧妙地同敌人展开了斗争。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李白被解到蓬莱路的上海警察局。５月７日，裘慧英带着孩子去看望李白。李白对裘慧英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裘慧英急问：“为什么？”李白似有所料地说：“天快亮了！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垂死挣扎的敌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们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我能回去最好，万一不能回去，你也不要伤心。革命胜利了，你和孩子、全国人民会过上幸福生活的。”说到这里，他笑了。
这天深夜，特务头子毛森根据上司“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密令，将李白押至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
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６月２０日，才找到李白烈士的遗体。８月２８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念文章。１９８７年５月７日，是李白烈士牺牲３８周年纪念日，在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１０７弄１５号举行了“李白烈士故居”陈列馆开馆剪彩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人们默默地悼念着：
为了唤醒黎明，
用自己满腔的热血，
发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向党向人民倾吐了生命，
最后一个音符！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印启明、王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