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达，字世昌，曾化名吉革，1900年1月10日出生在四川省巫山县城关镇一工商业主兼地主家庭。他15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县立小学，后来，进重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学习3年，1919年考入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设立的预备学校。在此期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并同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劳人团”，试图以“工读主义”改造社会，解救中国。
1920年12月，李季达同140多位学生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抵达法国后，他一边做工，一边自修法文，同时广泛阅读马列著作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秋，李季达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法国支部的成员。同年9月，他受党组织选派，同郭隆真、聂荣臻、蔡畅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25年4月，在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李季达奉调回国。
李季达回到上海不久，便发生了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为了加强对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派李季达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25年6月上旬，李季达抵达天津。他立即和于方舟、江浩、李培良等人一起广泛组织发动天津人民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6月中旬，天津30多个群众团体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成为中共领导天津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联合战线组织。他们发动全市各界开展宣传、募捐活动，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李季达还和安辛生、李培良等人发动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天津工人斗争。在天津纺织、印刷、油漆、地毯、铁路等行业纷纷成立工会的基础上，1925年8月4日在中共天津地委领导下，成立了天津总工会。随后，李季达与其他地委负责人研究决定，组织纱厂同盟罢工，扩大斗争规模。他召集宝成、北洋、裕大、裕元4个纱厂的工会代表和骨干开会，确定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保障工人合法权益等8项要求为同盟罢工的条件，由各厂工会分别向厂方提出。设同盟罢工指挥部在东马路太平旅馆。8月9日，宝成纱厂工会在向厂方提出要求遭到拒绝后，在海河两岸各纱厂工友的支援下，与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英勇搏斗，捣毁了工厂公事房，赶走了军警。在此形势下，李季达一面派安辛生、吕职人等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身份到宝成纱厂“调释”；一面通过报纸发动各界声援。在各方的压力下，宝成纱厂资方被迫同意接受工人要求。宝成纱厂罢工取得胜利后，李季达决定将罢工重点转向日本人操纵的裕大纱厂，并通知各厂积极支援裕大纱厂工人的斗争。8月11日，裕大纱厂工人提出罢工要求，资方勾结军阀当局派兵进厂镇压，各纱厂工人闻讯纷纷赶来支援，经过近3个小时的搏斗，终于赶走了军警，怒不可遏的工人还砸毁了裕大纱厂公事房和部分机器设备。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砸裕大”事件。
在此期间，李季达还协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抵津海员500多人，同日商大连、大阪码头和英商太古、怡和码头的200余名工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海员、码头工人大罢工。这次海员、码头工人大罢工，使天津英、日码头货物堆积如山，使英商、日商在政治和经济上遭受到沉重打击。
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斗争，引起天津军阀当局的极度仇视和惊恐。1925年8月12日，军阀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查封各革命团体，安辛生、辜瑾田和数百名工人及各界代表被捕。面对突变的形势，李季达一面立即动员各方力量组织营救，一面指示各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负责人转入隐蔽斗争。
1925年12月24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赶走奉系军阀李景林，进驻天津。李季达和其他地委负责人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斗争策略，决定利用倾向革命的国民军驻扎天津的有利时机，恢复和发展革命形势。1926年元旦，在李季达的周密组织下，举行了全市国民大会，欢迎国民军和获释的各界代表、工人。李季达在大会上提出“国民军要与民众结合”的口号。同日，天津总工会举行升旗典礼，不久，又出版了《工人小报》，扩大革命影响。李季达对这份报纸十分关心，常为之撰写、审阅稿件到深夜。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由于李季达领导的中共天津地委采取了正确的对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一度遭到镇压的各革命团体重新恢复活动，全市工会会员发展到了万余人，中共党员发展到了450余人，建立党支部24个。
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击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大沽口事件爆发。18日，北京也发生了军阀当局镇压爱国群众的惨案。李季达和中共天津地委根据形势的变化，于21日发动天津各界140多个团体召开“废约驱段”国民大会，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滔天罪行；同时决定，不再搞大规模的公开活动。
22日，国民军在日军和奉系军阀夹击下被迫撤出天津。24日，奉系军阀褚玉璞占领天津。其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市，各革命群众团体遭到查封，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遭到逮捕，各工厂的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大多被开除。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李季达主持中共天津地委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停止一切公开活动，党团活动一律转入地下，经常从事公开工作的党团负责干部迅速撤离天津；此外，还请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得力干部，加强天津党的组织。不久，中共北方区委从外地调傅茂公(彭真)等一批党的骨干分子到天津，并调整了天津地委领导机构，李季达仍担任书记。上述周密果断的决策，有效地保护了天津党的组织。
为了在军阀当局的高压下重新点燃起工人运动的火焰，1926年8月，李季达主持地委会议，研究同意了傅茂公关于在革命力量相对集中的北洋纱厂发动罢工斗争的建议。在李季达和傅茂公亲自指挥下，北洋纱厂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斗争鼓舞下，其他工厂相继展开斗争，有的还恢复重建了工会。不久，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72号成立了天津工人俱乐部，这实际是天津总工会的重建。
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反动军阀当局勾结租界当局，加紧了镇压活动。1926年11月23日，设在英租界义庆里40号的中共天津地委联络机关遭到破坏，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江震寰等15人被军警逮捕。1927年1月，天津工人俱乐部又遭军警破坏，粟泽、傅茂公等30多名党团组织领导人被捕。李季达心急如焚，为阻止法租界当局将粟泽等人引渡给军阀当局，多方奔走，组织营救，终于使这些同志在被关押一昼夜之后被法租界当局以“驱逐出境”释放。
形势愈来愈恶劣。1927年4月18日，江震寰等15位革命者在天津惨遭杀害。面对严酷的形势，李季达十分镇定，他秘密转移了党的机关，妥善保存党的重要文件，并嘱咐各级党组织保持高度的警惕，谨慎行事。6月，中共临时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李季达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
8月16日，由于叛徒出卖，李季达与夫人王贞儒被捕。在狱中，敌人对李季达施以压杠子、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宁死不屈。李季达等人被捕后，党组织曾发动50多家巨商出面具保，敌人除因“证据不足”将王贞儒等人释放外，最后还是杀害了李季达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