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芬，又名李泽萍、李次芬，化名孙季夫、孙子芳，1902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城关镇一个城市平民家庭。1909年入私塾读书；1914年考取县立八角亭高等小学；1920～1923年在南京农林讲习所读书。20世纪20年代，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迅速形成一股思潮。李子芬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种进步刊物，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每年寒暑假，他都回到家乡黄梅，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1923年，李子芬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夏，李子芬回到黄梅，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与陆续回县的旅沪、旅宁、旅鄂学生宛希俨、吴致民(胡梓)、王一飞、梅电龙(梅龚斌)、石炳乾等召开党团员座谈会，发起组织青年读书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李子芬和王一飞被推为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
李子芬和同志们一起，走东家，串西家，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学生和青年劳动者为青年读书会会员，组织大家阅读《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传阅当时陆续出版但未公开发行的“康明尼斯特丛书”，如《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列主义著作的中文单行本，以及瞿秋白的《新俄游记》等作品；同时积极发展青年团员。1923年底，黄梅县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李子芬任小组长。
李子芬和他的战友们还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开辟道路。平民教育运动的对象是城镇手工艺工人和学徒、商店店员、家庭妇女及其他城市平民。其步骤和办法是：在县城开办平民识字夜校或补习班，在乡村里先发动各镇的进步青年教师(包括公学、私塾)，重点试办夜校或补习班，结合识字教育、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宣传。不到一年时间，李子芬等在全县办起平民学校30余所。1924年春，在县城举行了多次群众性的讲演大会。李子芬等人参加了这些讲演会，宣传“人人识字学文化、大家起来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参加听讲的人一次比一次多，一时，“劳工神圣”的口号传遍全城。
国民党县教育局和县教育基金董事会对平民教育表面上支持，暗里则极力反对。他们先答应给平民教育促进会点经费，后出尔反尔，一毛不拔。李子芬等被迫向各界募捐，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募到很少一笔款，只能买一部油印机、少许油墨纸张和百多本识字课本。1924年6月，县教育局召开教育基金董事会，讨论教育经费分配问题，李子芬、王一飞等应邀列席。董事会由一些恶绅和贪官如石晋侯、孙际旦等人把持，会上，他们拒绝承诺平民教育基金，激怒了李子芬、王一飞，两人拍案而起，推翻了桌椅。之后，他们召集了200多人到县中学开会，组织了反对县教基金会的土劣董事的群众斗争，迫使土豪逃离县城，大大鼓舞了知识青年投身革命的勇气。几天后，县署虽悬榜拿办“闹事祸首”李子芬、王一飞，但终因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未敢动手。
大革命前，处于北洋军阀吴佩孚严酷统治下的黄梅，进步书刊不能公开发行，李子芬等人集资筹办了一个发行革命书报的机构——“书报流通处”，不久易名“醒民书社”，设在参加过武昌首义的老同盟会员宛思演创办的“阅报社”内，秘密出售《向导》《中国青年》《武汉星期评论》等大批党的刊物和进步书报。
经过一年多的宣传组织活动，建立黄梅党组织的时机成熟了。1924年8月建立中共黄梅党小组。同年冬成立中共黄梅特别支部和青年团黄梅特别支部，李子芬担任党团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当时黄梅旅外学生中的党、团员多数来自华东，故黄梅党团特别支部直属上海党、团中央领导，以后才和湖北党组织接上关系。
为了使革命活动得到更广泛地开展，1924年8月，李子芬和吴致民、宛希俨、王一飞等在筹建党团组织的同时，创办了少年黄梅学会，举起了“到民间去”的大旗。学会发展会员100余人，李子芬当选为学会负责人，学会下设事务、书报、教育、编辑、交际5股，出版了《少年黄梅》刊物。
少年黄梅学会很快成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合法的活动阵地。在李子芬领导下，学会做出了显著成绩，除发展平民教育外，还组织了青年励志社、工商友协会、农民进德会等团体，“由教育入手，引导他们到经济斗争和地方政治斗争的路上去。”1925年至1926年，李子芬先后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湖北黄梅县一年来社会运动的报告》《少年黄梅学会二次大会议决案》和《黄梅打倒劣绅运动之成功》等文章，总结了黄梅青年运动的经验，宣传了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形势。时人称誉李子芬为“楚天一柱”。
1925年，李子芬调往武汉。7月共青团武昌地委书记林根(林育南)调走，李任代理书记。1925年12月共青团武昌地委改称共青团武汉地委，1926年5月李子芬任组织部长。在此期间，李子芬经常深入到工厂、学校，向青年工人和学生宣传革命，发展团的组织。他政治敏锐，办事聪明练达，胸有成竹，临危不惧。192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根据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要求扩大庆祝活动，显示三年来的群众工作成果的通告，团省、市委决定公开举行纪念活动，进一步动员全省妇女投入大革命斗争。3月8日，由共青团、妇协出面组织了武汉数千名妇女和黄埔军校女生队500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李子芬在大会上发表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路上，游行队伍呼喊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显示出劳动妇女的觉醒和力量。国民党右派对这次妇女集会极端仇视，暗中指使十几名妓女一丝不挂冲入游行队伍，妄图进行破坏。一时引起了一阵骚乱和惶恐，观看游行的群众受惊纷纷回避。李子芬是这次游行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沉着应对，立即下令维持秩序的女工纠察队，迅速将这伙裸体妓女包围，送交警察局查究。游行队伍很快恢复秩序，反动势力破坏革命派游行示威的阴谋未能得逞。翌日，上海一些报纸在醒目大标题下，刊登所谓武汉妇女裸体游行的消息，欺骗舆论，恶毒攻击革命势力。武汉人民和革命妇女十分气愤，要求严惩这些妓女。李子芬认为，惩办几个妓女不是目的，而是要抓住这个事件，揭露敌人的阴谋，并挖出造成这一捣乱事件的社会根子，澄清事实真相。因此，他同有关当局交涉，提出三条处置方案：一、由汉口《民国日报》女编辑、妇协成员黄慕兰陪同法院审讯裸体游行的妓女，要她们供出幕后的指挥者并加以严惩；二、取缔妓馆营业；三、收容和改造妓女。他的这一提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迫使当局答应照此办理。
1927年5月10日，继党的五大召开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李子芬和贺昌等代表共青团湖北区委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和劳苦大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李子芬从此转入地下斗争。
同年8月7日，在中国革命最紧急的关头，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了紧急会议。李子芬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讨论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时，继毛泽东、邓中夏等6位代表发言后，李子芬发了言，他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点名批评了张国焘。他说：党的指导的意识不是建筑在阶级及群众之上的。五大后，党不发展群众运动。特立(即张国焘)说：土地革命无法做，如做，则不但国民党反对，党内的群众也必有三分之二反对 ，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李子芬在发言中还谈到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忽视青年工作，并批评陈独秀对C·Y(即共青团)采取了家长制的态度，希望以后要积极地领导C·Y的工作。八七会议结束后，李子芬随党中央到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大会。李子芬参加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6月21日，由大会主席团提名，会议讨论决定李子芬为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和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翌日，李子芬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以团中央代表身份在大会上发言，6月24日，他与瞿秋白、周恩来等一起被大会主席团推为解决湖南问题委员会委员。7月10日，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李子芬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下午，他在会上宣读了《青年团工作决议大纲》，大会通过了《对C·Y工作决议案》。7月11日，在闭幕式上，李子芬代表青年团中央向大会致词。接着，他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参与了选举中央政治局的活动。
党的六大召开之后，共青团也于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子芬出席了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组织部长。会后，他回到上海，致力于共青团的建设工作。1929年2月1日和28日，他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常务委员会第二次和第七次会议，对江苏省党的建设和土地革命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1930年3月底，党中央派李子芬赴奉天(沈阳)接替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赴任后，在白色恐怖下，于4月2日召开省委会议，组建新省委，他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4月12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举行国民常识讲演会，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廷演讲后被敌人逮捕。4月19日杜兰廷叛变，供出了新省委领导人，李子芬和团省委书记饶漱石、中央巡视员丘旭明等人在团省委机关被捕。
李子芬入狱后，坚贞不屈，继续斗争。他组织狱中党、团员，成立了干事会，由他担任书记。干事会在狱中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详细讨论了反“立三路线”问题，通过了《反“立三路线”决议案》。他还组织发动全狱400余名难友，开展年关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子芬被释放出狱，奉命回到上海参加党中央机关工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党中央和团中央许多干部被撤职或外调基层工作，李子芬亦遭排挤 。1932年春，他奉调安徽，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到任后，即参与研究制定《春荒斗争计划》，发动合肥四乡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解决了春荒中群众生活问题。为粉碎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保卫农村革命根据地，4月底，李子芬参与起草了《五一劳动节纪念会宣言》和《为反对国民党进攻鄂豫皖苏区告民众书》，揭露国民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2年8月，共青团合肥县委宣传部长张绪东叛变，李子芬和中共合肥中心县委的几个主要成员程明远、张志一等一齐被捕，关押在安徽省第一监狱。李子芬两次入狱，都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反动当局对他施以铜板烧红烙背的酷型，皮肉烧焦了，衣服和着血粘在烧焦的皮肉上脱不下来，他仍坚不吐实。敌人又用铁丝扎他的手指。尽管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李子芬依然咬紧牙关，没有暴露任何党的秘密。敌人无计可施，于1933年1月判处李子芬无期徒刑。
在监狱中，李子芬精神上和肉体上均遭到极大摧残，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由于反动当局不给治疗，病情日趋恶化。尽管如此，李子芬还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与同时被捕的合肥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余光、张志一等组成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斗争。狱中党员坚持过组织生活，李子芬还给党员上党课，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了反抗虐待、争取生存权利，李子芬和他的难友们多次开展绝食斗争。在第二次绝食斗争时，余光、李子芬等向监狱当局提出了五项条件：一、我们不是犯人，不能虐待、打骂；二、改善伙食；三、允许与外面通讯；四、允许接待亲友；五、允许读书、看报。他们强调不答复这五条，至死不食。国民党典狱长先是采取威胁手段，要他们进餐；继而端出好饭好菜，企图引诱他们进食。余光、李子芬当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坚持提出的五项条件。敌人软硬两手均告失败，为了不致扩大事态，引起社会公愤，不得不在绝食斗争的第五天同意了五项条件。狱中斗争的胜利，增强了难友们继续与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也更增加了他们对李子芬的尊敬。
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铁窗生涯和疾病折磨的李子芬，已经是瘦骨嶙峋，生命垂危。1935年12月的一天，难友们凑齐五元钱，买了几支针剂，想延续他的生命。针刚注射完毕，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李子芬时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