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字择生，１８９５年３月１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永湖乡一个贫寒家庭。１９０９年秋天，他进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学习，在革命党人邓铿的教育和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参加革命军的北伐活动。翌年春，他回到广东，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读书。１９１６年，他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至１９１９年毕业。１９２０年初，他到漳州参加了孙中山所创建的援闽粤军，任宪兵队队长。１０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１１月部队改编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后又调任工兵营营长。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工兵营也扩编为一师三团，邓演达升任三团团长。１９２１年底，邓演达在桂林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聆听了孙中山的教诲。在以后的日子里，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指示，成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忠实信徒，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１９２４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决定成立黄埔军校。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担任了军校筹备处属下的教授部临时代理主任（主任为李济深），兼任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军校正式开课后，他担任了教练部副主任，兼该部属下的学生总队队长；后来，他又担任了教育长的重要职务。他在军校工作期间，坚持以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教育学生，要求学生们“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做军阀政客争权夺利和升官发财的工具”。邓演达十分重视并时常带领学生支持工农革命运动。
邓演达与在军校内工作的共产党人真诚相处，热情支持他们的工作与活动。１９２５年第二次东征后，原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留在东江主持工作，由共产党人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对熊雄的工作十分尊重与支持。为了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曾于１９２５年底建议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专门培养军事政治干部。１９２６年１月邓演达重返黄埔军校工作后，十分重视并支持这一建议，并亲自向蒋介石交涉，终于使蒋介石同意在军校增设政治科。遵照孙中山的指示，黄埔军校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前来工作。邓演达同样十分尊重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并经常主动接近和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改进军校工作。因此苏联顾问都对邓演达怀有极大的好感。
当时，军校内有一批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极力进行反共破坏活动，攻击由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邓演达能够站在革命立场上，反对一切损害和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在军校明目张胆地支持一些右派学生捣乱，破坏统一战线，制造反共事件。邓演达对此表示气愤，当面批评王柏龄“破坏团结的行为”，使王柏龄十分狼狈。
邓演达在军校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为军校校长蒋介石等国民党新老右派分子所妒忌与仇视，因而受到了他们的诸多责难，甚至被排斥出黄埔军校。但邓演达并不因此畏缩，相反更加坚定地与这些破坏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斗争。
１９２６年５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决定出师北伐，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北伐过程中，邓演达诚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而并肩作战。为了准备北伐，总政治部在广州开办了一期特别训练班，挑选了３００名黄埔学生前往受训。邓演达特意邀请了周恩来前来训练班作关于《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的报告，对北伐军政治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邓演达还热诚地聘请了一些共产党人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的各项工作。如共产党人孙炳文被聘为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职务；郭沫若是当时著名的左派，邓演达聘请他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重要工作。邓演达还通过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推荐，吸收了几十名青年工人参加了总政治部的工作。总政治部派往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北伐军攻占武汉以后，邓演达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武汉行营主任。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湖北省政务，并负责筹建湖北革命政府的工作。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邓演达在武汉着手筹备军事学校。他委托共产党人包惠僧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备处主任，代表他负责筹备工作的进行。军校成立后，邓演达担任代理校长职务（校长蒋介石），聘请了恽代英、徐向前、沈雁冰等一批共产党人到校任职任教。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迅猛地发展起来。邓演达热情赞扬和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发表的演说和文章中，从理论上论述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占全国人口之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他们起来才能摧毁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他主张农民要组织起来，通过斗争建立“乡村自治权”和“农民自卫军”。他强调要根本解除农民的痛苦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邓演达还同共产党人一起，为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大量工作。１９２７年２月间，在他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１９２７年３月间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邓演达在会上多次发表演讲，热情鼓励农民要认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同时，在于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与毛泽东一道，共同提出了《对农民宣言》，要求国民党支持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全会通过了邓、毛的提案，宣布：“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根据这个宣言，正式成立中央土地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等五人为委员。为进一步推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发展，邓演达同共产党人一起，积极筹建全国农民协会，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０日，邓演达在武昌主持召开了湘、鄂、赣、豫四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决定在这四省农协的基础上，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彭湃等１３人为委员，邓演达、毛泽东等五人为常务委员。邓演达兼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在毛泽东、邓演达等的努力下，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武昌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４月正式开学。邓演达为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邓演达还聘请共产党人周以栗为农讲所教务主任，恽代英、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到农讲所讲课。
１９２７年４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战争。邓演达亲临前线参加指挥战斗。５月２８日，在河南临颍攻击奉军主力的激烈战斗中，邓演达奔忙于火线上，沉着地指挥战斗，深为官兵们所敬佩。北伐军占领临颍后，会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连克郑州、开封等地。
在大革命后期，邓演达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一直坚定地进行着斗争。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由于北伐军胜利攻占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从广州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极力主张迁都至由他所控制的南昌，并扣留了赴武汉途经南昌的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１９２７年１月，邓演达从武汉赶至南昌，与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２月９日，国民党左派领袖于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主张，同时成立了以邓演达、吴玉章等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贯彻这些决定的领导机关。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后，邓演达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严正声讨其背叛革命的行为，并为继续贯彻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维护国共合作而斗争。他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一起，在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的高潮。
邓演达在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对汪精卫日益嚣张地破坏国共合作、压制工农运动、分裂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６月１０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等军政要员，在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了分共会议。邓演达出席了这次会议，坚决反对他们的破坏国共合作的分共主张。由于邓演达坚持维护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反对摧残工农运动的正确立场，因此遭到了汪精卫一伙的仇视。汪精卫曾一再要求邓演达放弃革命立场，跟他一道进行反共活动，遭到邓演达的严正拒绝。鉴于汪精卫一伙加紧进行背叛革命，邓演达于６月３０日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公开揭露汪精卫集团歪曲和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行径。７月１３日，邓演达又公开发表了《辞职宣言》，一再谴责汪精卫一伙“向蒋介石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而欲使国民党终化为反革命团体”。７月１５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叛变革命。邓演达化装成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线经郑州转陕西潼关，乘坐苏联顾问的汽车一道前往莫斯科。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邓演达与当时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窃取中国国民党的旗号，歪曲革命的三民主义，背叛革命的罪行。他们表示要继续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重任，完成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同年１２月，他去了柏林，认真研究中外历史及各国的政治制度等问题，期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好途径。１９２９年９月，他到了法、英、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１９３０年回国途中，他又顺道到土耳其、伊拉克和印度等国一些地方考察，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决心。
１９３０年５月，邓演达从国外返回祖国上海，积极投身于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他积极联系国民党中要求反蒋和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人士，如季方、朱蕴山、章伯钧等，开展反蒋活动。同年８月，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选出中央干事会，邓演达担任总干事。大会表示要担负孙中山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为实现民主革命的理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斗争。为此，邓演达积极进行组织策动工作。同年１１月，他联络在上海的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展反蒋的革命活动。以后该会又向全国扩展，相继入会者和受影响的人至少在５０００人以上。
这期间，邓演达还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具体阐述了关于“农工平民革命”的理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是封建性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政治上，统治着全国的南京反动政权，是以买办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联合统治机构，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据此，他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发动平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办法。他还认为中国革命是“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在中国民族完全解放，平民取得政权之后，“要实行社会主义”。
邓演达的一系列反蒋活动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惧。蒋介石布置特务打手，千方百计地搜捕邓演达。有人将此情况告诉邓演达，劝他暂时离开上海避一避。但他却坦然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继续在上海坚持斗争。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７日，邓演达前往他所主持的干部训练班作结业报告，因叛徒陈敬斋告密，不幸遭上海租界巡捕逮捕。租界当局审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反对政府？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邓演达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租界当局把邓演达引渡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旋即又被转到南京秘密关押。
蒋介石抓获邓演达后，曾派人诱骗邓演达投降，表示如邓答应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归附南京政权，便许以副总司令职位，或让他出国考察。邓演达严词拒绝，斩钉截铁地表示“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他在被关押期间，曾书写过一副对联说：“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表达了自己坚持革命斗争，决不后退的意志。由于邓演达坚持反蒋立场，始终坚贞不屈，再加上社会各界正极力进行营救活动，使得蒋介石恐惧不已，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９日，蒋介石丧心病狂地派人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处。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宋庆龄立即在《申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悍然杀害邓演达等“忠实革命人才”的滔天罪行。国内各地也纷纷开展了声讨蒋介石和悼念邓演达的活动。一些报刊还发表了邓演达被害经过及悼念邓演达的文章。１９４１年，邓演达殉难十周年，宋庆龄发表了《纪念邓演达》一文，高度评价邓演达革命的一生和崇高的革命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邓演达的遗骸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内。新立的墓碑上刻有何香凝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１９６１年，邓演达殉难３０周年，宋庆龄亲笔题词：“择生先生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坚贞不屈和殉难不苟的精神，是不朽的。”１９８１年，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６０周年大会上，称誉邓演达是“一贯支持我们党的党外亲密战友”之一，并表示深切的怀念。位于惠州市郊鹿颈乡的邓演达故居，１９８４年由惠州市人民政府颁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来源：中华英烈网 作者：褶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