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１９０３年１０月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他从小目睹了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对劳动人民十分同情。后考入榆林中学，受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的熏陶和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是学生读书会里有名的“啃书虫”。学习之余，他激情满怀地写出了“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的《爱国歌》。１９２４年，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次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他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是年秋，党组织选派刘志丹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致力于西北地区的国民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返回陕西参加领导渭华起义。起义胜利后，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高塘镇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讲述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潼公路２００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不少土豪劣绅吓坏了，叫他们的儿子跑到借债的农民门口，低声下气地说：“大叔，我把文约拿来了，当着你的面烧了吧！不再向你要钱了。”在乡村和城镇，大人和小孩都唱着：“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由于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距西安仅数十公里，敌人以三个师和五个旅的重兵“围剿”。敌强我弱，起义被血腥镇压了，但革命队伍的核心力量却保存下来。渭华起义的失败使刘志丹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成功，首先必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干。
１９３０年，刘志丹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回到自己的家乡，刘志丹如鱼得水，他踏遍了陕甘边境的山山水水，深入了解了那里的经济、政治、军事、地形和民情，主张在桥山山脉的陕甘交界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他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在这里闹革命呢？于是，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１年，他先后和谢子长等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几个军阀部队，进行艰苦隐蔽的兵运工作，寻找机会举行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但多次尝试都失败了。
在斗争实践中，刘志丹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正如他讲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出去搞！”１９３１年初夏，他所率领的甘军第十一旅，在军阀混战中被打散。他冒着生命危险，乔装闯过重重关卡，回到了南梁，第二天便着手集合失散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革命队伍。１０月，刘志丹率领的游击队与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等革命武装会合，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１９３１年５月，敌人大举进兵“进剿”陕甘游击队。时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刘志丹率部先后在马栏、凤凰山一带歼敌４个连，并消灭了焦家坪、五里镇民团及宜君县、白水县尧木民团。特别是英旺一战，歼敌一个营，俘获人枪各３００余。连日征战，部队有时整天吃不上一顿饭。每到宿营地，刘志丹总是抢着站岗放哨，夜半起来，挽起袖子担当起伙夫的差事，饭做好了，就喊同志们起来，自己却一夜都不能睡觉。凭着机智灵活的游击战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半个月之内，陕甘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纵横五个县，共取得八次战斗的胜利，歼敌１４００余人，缴枪１２００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当陕甘游击队奉命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革命斗争接连取得胜利之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他声色俱厉，无端指责刘志丹、谢子长是“游击主义”“逃跑路线”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面对无情打击，刘志丹心地坦然，毫不气馁，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工作，帮助起草《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尽可能维护军队的团结。虽说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干部士兵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使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战，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地盘却越打越小，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断绝供应，红军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提出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受到刘志丹等同志的坚决反对。刘志丹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如果放弃，无异于自毁。但他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了，红二十六军被迫南下。到了三原武字区，杜衡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不久被捕投敌，作了可耻的叛徒。部队在蓝田张家坪被敌人重重包围，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刘志丹率１０余人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中仅靠野果充饥，敌人搜山不断，处境极为困难。刘志丹鼓舞大家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我们最终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在转移过程中遭敌袭击，刘志丹只身一人冲了出来，不幸摔成重伤，暴雨又将他浑身浇了个透。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他始终没有丧失革命的勇气，后幸遇王世泰等人，在渭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将驳壳枪藏在货郎担子里，历尽艰辛，终于在中秋节的夜晚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根据刘志丹的提议，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任命王泰吉为师长，刘志丹为参谋长，开创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王泰吉指挥下，部队相继攻克旬邑、合水县城，解放了陕甘地区１０多个县的广大农村。至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在陕甘高原燃烧起来，百余里的陕甘边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当地百姓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敌人恨透了刘志丹，派人烧了他家的房子，挖了他家的祖坟，焚尸扬骨，一家老小只得躲进深山梢林之中。刘志丹听到消息后，心中十分悲愤，但他却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里亲属，虽然痛苦，但也在意料之中。”当家人被游击队从战区接回南梁时，他喜出望外，对泪流满面的妻子说：“现在是敌人逞强之际，我们许多同志家中都遭了难，我家这点苦算不了什么。”不久，刘志丹就让妻子到被服厂工作，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装。
１９３３年冬到１９３４年夏，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在游击队配合下，作战３０余次，歼敌３０００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在陕甘边区１０多个县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和１４个游击支队。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开办军政干校，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同时发行了布制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日益发展起来。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刘志丹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地宿营，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访贫问苦。破窑土炕他能住，粗茶淡饭吃得香。他一方面询问周围敌情，另一方面了解当地地理、社会情况，时间久了，烂熟于心，以致部队行军打仗他从不用向导，因为他心里就有一张“活地图”。
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中，面对１０倍于红军的敌人，刘志丹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后，又取得吴家寨子伏击战、杨家园子围歼战的胜利；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向外线出击，攻打孤立无援之敌，迫使驻安定县瓦窑堡和延川县永坪镇的敌人撤离逃跑，首先解放了安定县城，接着声东击西，拿下了延长县城。根据地军民乘胜追击，攻打安塞，敌人凭借三面悬崖、一面靠山的据点李家塌寨子负隅顽抗，部队几次攻击都未能奏效。这时，刘志丹亲临寨下，听了汇报后，他四处察看，终于发现了一个可供攀崖的小水槽。于是，他指挥部队来一个“飞檐走壁，脑后摘瓜”的打法，令敌人措手不及，全歼守敌，拔掉了这颗“硬钉子”，占领了安塞县城。部队挥师北上，攻克靖边，吓得保安守敌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保安县城。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了。整个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到淳化、耀县，西接甘肃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５０００余人，游击队发展到４０００多人，陕北、陕甘两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１９３５年８月，妄图一举摧毁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这块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率１０万军队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刘志丹趁敌人部署尚未就绪之际，先发制人，首先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打垮了刚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１０月，指挥部队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击毙师长何立中。劳山战役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瓦窑堡守敌连夜弃城逃往绥德，红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周围安定县敌人的全部据点，根据地首府随之迁至瓦窑堡。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其执行者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将刘志丹骗离前线。刘志丹一路飞马急驰，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碰见了从瓦窑堡来的骑兵通讯员。通讯员说有一封给红十五军团的急件，就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打开一看，白纸黑字写的是逮捕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密令。他对这种背后捣鬼、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极为愤慨，但一想到党的事业，为了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镇定自若地将信还给通讯员，平静地说道：“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飞鞭，一路风尘赶回瓦窑堡，刚一到便被逮捕监禁，连他的带着５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打入劳改队。面对随时可能被杀掉的残酷现实，刘志丹始终泰然处之，他对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是遮不住太阳的。”保持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节。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在此千钧一发之时，中央红军于１０月１９日到达吴起镇。得知刘志丹被关押的消息后，毛泽东主席当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纠正了错误的“肃反”，将刘志丹等被诬陷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陕北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刘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们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毛泽东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就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他一再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在他的积极影响和带动下，许多受迫害同志都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扑在工作上，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就像兄弟一样。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１９３５年底，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１９３６年２月，中共中央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蒋介石怕得要死，急调重兵拦截、进攻红军。刘志丹、宋任穷受命率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准备从佳县以北渡过黄河，插入晋西北，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在抗日先锋军向黄河挺进途中，群众箪食壶浆，热烈欢送红军。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来了，许多人专程赶了几十里跑来看望“老刘”。一次在神木县内，一位７０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拄着拐棍，颠颠跛跛地赶来探望。众人笑着问：“大娘，你咋能看见老刘啊？”她回答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刘志丹立即站到老人家面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说道：“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此情此景感动得周围人都热泪盈眶。
３月底，部队在贺家川一带进行渡河准备。与以往一样，刘志丹披着件旧棉衣在河边观察。这时，碰到一位老船工，他十分高兴，手里拿着老人递来的旱烟管，边吸边与老人聊天，询问与渡河有关的事宜。４月１日，从山坡头胜利渡过黄河。在接到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的消灭黄河渡口至三交镇堵截敌军的命令后，刘志丹昼夜难眠，反复勘察地形，严密部署战斗。“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向党中央献礼！”他反复向部队强调此役的重要性。１４日，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他一直在军部指挥部里指挥战斗，警卫员几次端来饭菜，他都顾不上吃。由于过度疲劳，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什么也不肯，还笑着说：“不知咋回事，枪一响，就一点也不困了。”午后，冒着在头顶上飞啸的枪弹，刘志丹赶到前沿阵地视察敌情。他迎风站在高处，仔细谛听着周围的动静，他的心也随同手中紧握的怀表一样，计算着部队运动的时间，预计着彻底消灭敌人和夺取城镇的时刻，全然忘记了自己是站在距敌人仅百米远的山头上，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就在他指挥红军战士对敌人发起总攻击的时候，突然射来的一梭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当即昏迷过去。他清醒过来断断续续说的话是：“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除了几份党内文件和几支香烟，其他一无所有。
刘志丹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英勇不屈，虽几经挫折，但锐气始终不减，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正如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公祭刘志丹大会上所指出的：“刘志丹从大革命起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学刘志丹同志。”
“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撼，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像失去亲人一样无比悲恸。１９３６年，应人民群众要求，党中央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名志丹县。１９４３年５月，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等党政领导均为志丹陵题词。毛主席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朱德称他为“红军模范”，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在陕西志丹县县城北门外炮楼山下，苍松翠柏中掩映着一座雄伟壮观的烈士陵园。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烈士的安息之处。拾阶而上，一座宽敞高大的四角亭中，矗立着毛泽东主席的题词石碑：“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除了一块块有形的纪念碑之外，无形的、永恒的碑记，则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