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斋，原名邓少文，１９０１年７月１８日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县城关一个贫民家庭。郑义斋幼时，家境贫寒，度日维艰。父亲挑着货郎担，做小生意养家糊口。母亲是一位既勤劳又能干的家庭妇女，料理家务之外，还经常纺线织布，织出的布除家人穿用，有时拿到市场上换点零用钱，以解燃眉之急。
郑义斋８岁时到一家私塾读书，因家庭困难，中途几次停学，时断时续地读了四年。
１９１３年，许昌遭遇大水灾，物价上涨，民生凋敝。郑义斋只好辍学，到许昌一家商号当学徒。一次因端洒了老板娘的尿盆，被老板打得头破血流而逃跑。老板追到家里要人，并把他父亲毒打一顿。从此，父亲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含恨而死。
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义斋胸中萌发着反抗的种子。
后来，郑义斋到许昌一家印刷厂当工人。１９２３年２月初，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郑义斋积极发动和组织印刷厂工人举行了两次大罢工斗争，以示响应。二七惨案发生后，郑义斋被资本家开除出厂。
不久，郑义斋托人介绍，到京汉铁路当客车检票员。从此，他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转入低潮。郑义斋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他利用自己在客车上当检票员之便，掩护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协助运送枪支弹药。由于他对党忠诚，革命坚决，办事认真、机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义斋入党不久，被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各地，传送党的指示、文件及经费等，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１９３０年春，党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任命郑义斋为经理。该钱庄既是为党筹集经费的银行，又是秘密交通站。郑义斋的公开身份是经理，对内仍然做党的交通工作。
郑义斋在钱庄整整工作了两年。他经常四处奔波，在各地党组织的配合和掩护下，多次往来于上海、武汉、天津、北平、大连、青岛等地，为党筹集经费，为苏区红军购买、转运军火物资。外出活动时，他经常乔装改扮，有时是阔老板，有时是跑腿的伙计，有时成了挑担摆摊的小商贩，有时又成了算命先生或是耍猴的卖艺人，从而一次次甩掉特务的盯梢，骗过敌人的眼睛。
１９３２年春，郑义斋由上海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任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他和财委会的同志共同努力，在开展银行业务、建立财经制度、发展对外贸易、促进苏区经济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以及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向川陕边区转移。郑义斋随部队西征，接着便投入紧张而繁重的创建和发展苏区的工作。
１９３２年底至１９３３年初，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陕南越过大巴山，迅速占领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２月上旬，在川陕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郑义斋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委员。接着，他担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川陕省工农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亦称总后勤部）部长，并兼兵工厂、造币厂厂长。
红四方面军是从鄂豫皖苏区仓促西撤的，途中曾不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行程两千多里来到川北，随即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因而吃饭、穿衣、用钱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后来，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和红军的迅猛扩大，后勤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那时，郑义斋领导下的总经理部所属单位众多，分别掌管着全军的粮秣、被服、军火、财经等项工作，但实际负责的只有他一个部长，没有政委、副部长，工作千头万绪，担子很重。然而，郑义斋毫无怨言，总是知难而上，勇挑重担，为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应，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吃粮是红军入川后首先遇到的一个十分紧迫而突出的问题。红军到通、南、巴地区之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这里的劳动人民终年吃糠咽菜度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提出了“两个月内集中三万担粮食，最近完成五千担到一万担”的任务；随后省委又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集中粮食和物资来适应战争的需要”，说明筹集部队用粮问题的严重困难和紧迫性。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郑义斋带领干部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总结这方面的好经验，建议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省工农民主政府采纳实行：一是打土豪，破仓取粮；二是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发动军民开荒种田，毁烟（鸦片）种粮，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在苏区号召群众捐助粮食，并派人到白区购粮；四是实行计划供粮，坚持勤俭节约，部队用粮按实际需要和筹粮情况定量配给，大米主要保障前方作战部队，后方多吃杂粮。
经过郑义斋的努力工作，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红军部队吃饭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１９３５年春，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渡嘉陵江西征时，不仅部队用粮比较充足，还将一部分粮食分给了烈军属和群众。
食盐供应是另一大难题。通、南、巴地区不产食盐，外地运来的盐量少价高，以往当地群众很少吃盐。红军入川后，必须解决食盐供应问题，川陕省委和省第二次党代会先后作出了“准备食盐”、“集中大批食盐”的决定。为此，郑义斋带领经理部的同志下去调查、访问，探凿盐井，仅在通江县东南就打了几十口井。经过探查、试凿，终于挖出了三口盐井。接着，他又发动大家产硝熬盐，从其他方面寻找扩大食盐来源的途径。他曾动员通江县商人陈万福联络了几个做过贩盐生意的小商户，由白区运来食盐。这对缓解红军吃盐的紧张局面起了一定作用。
１９３３年８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仪（陇）南（部）战役的胜利，解放了素称“川北盐乡”的南部县，占领了大批盐井。消息传来，郑义斋立即带人赶赴南部县，每到一地，就把当地盐井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召集起来，组织和动员他们掏挖盐井，检修设备，使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盐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保证了８００多口盐井产盐。同时，还大量组织食盐收购，基本上解决了军民的吃盐问题，有力地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解决红军穿衣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军川北时，正值隆冬，经过长途转战，战士们身上穿的夹衣已破烂不堪，急需赶制军衣。郑义斋率领经理部的同志帮助各师首先办起战地被服厂，拆洗缝补破旧军衣；通、南、巴地区解放后，利用缴获来的一些布匹、棉花，为战士们制作了新棉衣，分批发给部队，同时把旧军衣收集起来加工。后来，还在通江县的苦草坝办起了小规模的被服厂和纺织厂。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宣（汉）达（县）战役中，红军缴获了军阀刘存厚在达县经营多年的工厂设备，仅被服厂的机器就有几十台（部），棉衣两万余套，棉布二十万匹。总经理部决定，在原来的基础上建立男女两个被服厂（女厂后编为妇女工兵营），工人共１５００人左右，使生产规模得到扩大。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胜利，红四方面军迅速壮大，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八万多人。为了使新扩编的部队尽快穿上整齐的军装，郑义斋和军需科的同志经常深入到被服厂和纺织厂，发动干部和职工献计献策，苦干巧干，解决了许多生产中的难题，制作出了大量衣服、鞋、袜、帽，一批批运往前方，保障了部队发展的需要。在红军渡嘉陵江之前，广大指战员基本上都能适时穿上军服。
郑义斋领导的总经理部还担负着解决部队武器弹药的重要任务。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开始只有一个二十多人的修械厂，既没有机器设备，也缺乏熟练的技术力量。郑义斋带领总经理部的同志，到各部队挑选了约百人的工匠，很快在通江县苦草坝办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组织大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修理枪械，生产火药，后来逐渐摸索做手榴弹。红军解放达县后，郑义斋当即组织人力把缴获敌人兵工厂的设备、器材、原料等全部运到通江，并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壮大苏区军事工业的工人队伍和技术力量。总经理部还对原有的兵工厂重新进行整组，建起了机械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等。“扩大后的兵工厂，拥有工人１４００余人，各种机床１３８台，对红军弹药的补充，枪械的修理，起了重要作用”。这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郑义斋还重视通过统战关系，解决红军物资供应的困难。１９３３年６月，在白区中共党组织的大力推动和配合下，红四方面军同驻陕南的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郑义斋曾积极支持党组织秘密开辟由陕南汉中通往川北的红色交通线，并在通江碑坝设立接转物资专门机构，将大量从白区采购、收集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药品和医疗器械等急需的军用物资，及时、安全地运往前线。
１９３５年４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西征。郑义斋率领总供给部及所属工厂，随部队行动。
红军渡过嘉陵江后，郑义斋根据前方、后方不断转移的情况，很快组成了三个兵站，跟随部队就地筹集粮食和物资。红军在宿营地若有两三天的休息时间，各工厂立即就地取材，进行生产，赶制被服用品，修理枪械，制造弹药等，争分夺秒地为部队提供军需物资。
５月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渡过天险大渡河，向天全、芦山挺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得到这一消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郑义斋号召并组织总供给部所属全体同志积极行动起来，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还准备了许多衣服鞋袜送给兄弟部队，表现了人民军队之间亲如一家、情同手足的团结友爱精神。
在长征途中，郑义斋时刻关心着战士们的安全，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行军路上，他很少骑马，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或者帮助同志们驮东西。遇到难走的地方，他就赶到前面带路。过草地时，他一手牵着马，一手拄着棍，走在部队前边探路，发现哪一段沼泽地不能走，就用红布条作个标记，告诉大家不要通过。过了危险地带，他又和警卫员站在路旁，看着部队都走过来了，才继续跟随部队前进。每到一个宿营地，他都要亲自对水源、野菜等情况作调查，防止大家感染、中毒，待安排妥善后才去休息。
１９３５年９月，郑义斋调任白区工作部部长，翌年６月又调回总供给部继续任部长。
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后，１０月２５日至３１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渡黄河西进。郑义斋领导的总供给部及所属单位亦随部队渡河。１１月１０日，渡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
不久，西路军孤军陷入各方面条件极为不利的甘肃“河西走廊”，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苦战，仍然屡遭挫败。在红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日子里，郑义斋和总供给部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努力解决红军的给养和物资供应问题。每到一地，他们不顾劳累，深入当地群众中调查情况，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同时尽一切可能收购粮食、布匹和铜铁物资，组织随军工厂制作衣服鞋袜，制造弹药，及时送往前线。后来，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局势日益紧张，后勤人员也要投入战斗，携带的机器设备大都损失、扔掉，只剩下一副铸手榴弹的模子和旋口机。尽管如此，郑义斋仍然组织大家设法搞好后勤供应工作。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１日，进入抚彝（今临泽县）的西路军遭敌围攻。在激烈的战斗中，郑义斋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敌人攻城时，他冒着密集的炮火登上城头，组织、鼓励战士们用枪、矛、砖、石阻击敌人；把敌人打垮了，他又下来督促修械工人赶制手榴弹，还亲自帮助拉风箱。这样，经过五昼夜的激战，在主力红军的策应下，城内红军才突破重围，转移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一带。
从抚彝突围出来，郑义斋已经十分疲惫，身体消瘦了许多，眼窝陷得很深，但他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便不顾疲劳困顿，又立即召集各单位负责同志开会，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振作精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还多次检查、督促修械厂的生产。看到工人们日夜苦战，非常劳累，他不仅给予鼓励，而且让炊事员给工人们做点面条，烧些茶水，送到现场为他们添把劲。
２月下旬，集中于倪家营子的西路军又被敌人围攻，红军与敌人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不得不突围转移，退入祁连山麓。３月１４日，西路军总指挥部鉴于局势严重恶化，遂在康龙寺以南之石窝附近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针。
郑义斋接到开会的通知，估计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遂在行前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必要的安排。他把总供给部原来分散保存的金子、银元集中起来，准备交给总指挥部，以备急需。接着又对秘书廖静民、处长李品仙一一交待了工作，鼓励大家坚定顽强地战斗下去。
１４日清晨，郑义斋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包好的金子和银元，奔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刚走不远，就被尾追的敌人包围起来。郑义斋双手提着枪，沉着应战，指挥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追击的敌人。但援敌不断增多，包围圈越来越小。郑义斋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金子和银元突围，叮嘱小张要千方百计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留下来坚守阵地，同战士们一起奋力掩护。小张终于冲了出去，将经费安全送到总指挥部，但担任掩护的同志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郑义斋也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３６岁。
郑义斋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红四方面军后勤工作的出色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全国解放后，为了缅怀和表彰郑义斋等西路军英勇牺牲的同志们，党和人民政府在甘肃高台烈士陵园为他们建立了纪念碑，朱德在题词中写道：“伟大的革命先驱的事业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徐向前的题词是：“振堂、海松、后发、启华、义斋及西路军牺牲的诸烈士们：你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是我军无上光荣。”这些题词都深切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郑义斋等烈士的敬仰之情，也是对烈士们的永久纪念。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