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泽生，曾名翁振华、翁国生、李国梁，祖籍福建同安，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生于台北市太平町二町目。
１９１９年已加入台湾文化协会的翁泽生，再也不能忍受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奴化教育，于是毅然渡海回到了曾经养育过他父辈的祖国大陆，考进了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具有浓厚民主意识的集美学校。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他如饥似渴地从《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和《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吸取新的营养成份。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为之一振，从中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震撼着翁泽生本不平静的心。他想起孤悬海外的台湾正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广大的台湾青年正受着奴化的教育，他再也不能满足于个人的学习，他要把在祖国大陆所看到的、所学到的一切，尽快传递给正被日本帝国主义压在底层的台湾人民。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频频往返于闽台之间，把在祖国大陆流传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给台湾广大民众，把祖国大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情况告诉台湾人民。他团结进步青年，成立了台北青年会、台北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台北无产青年等组织。１９２３年春，他与高两贵、周和成等组织台北青年读书会，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各种进步刊物。他们还利用台湾文化协会的讲座会场，经常召开讲座会。这年的寒假，翁泽生又一次返回台湾。他利用台北无产青年这一组织，针对当地乡绅、村长勾结日本警察署，利用封建迷信强化殖民统治的阴谋，举行“打破陋习讲演会”。翁泽生在会上宣传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反封建精神，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冲破封建的罗网。
自甲午战争以来，台湾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与祖国完全割开，台湾人民受着愚民政策的统治，祖国大陆革命斗争的消息更是被封锁。此时，这位刚从祖国大陆返回的青年，带回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罢工和抵制日货等斗争的消息，无不牵动台湾同胞的心，祖国的轮廓也日趋清晰了。同时，从这位青年的讲演中，他们看到了台湾的希望。日本殖民主义者先是多次干涉破坏翁泽生举办的各种讲演会，继而以“妨碍执行公务罪”判他三个月徒刑，最后以“宣传社会主义”的罪名一再通缉，欲置之于死地。可是，这并不能使翁泽生停止他的事业，他又回到祖国大陆继续战斗着。
回到祖国大陆后，翁泽生来到了当时革命运动最为活跃的上海，就学于上海大学，并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１９２５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中共江浙区委组织旅沪福建（包括台湾）籍学生回乡工作团，翁泽生携妻毅然回到与台湾一海之隔的福建，开展革命运动。临行前，为表达他致力于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更名为翁振华。从此，翁振华的名字，在福建革命史上写下不凡的一页。他先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发动青年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大灭帝国主义的威风。随后，他担任漳龙各属政治监察的青运指导、北伐军驻漳炮兵学校政治教官。漳州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时，他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闽南特委成立时，他被选为特委常委、宣传部长；他还担任漳州工农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亲自讲授“帝国主义论”、“青年运动”、“中国革命史”等课程。
迅猛发展的革命斗争，使翁泽生兴奋异常，但不时传来有关台湾的消息却深深刺痛他的心，使他彻夜难眠。他想：“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决不能成为革命的遗忘角落，应该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１９２８年１月初，经党中央介绍，他认识了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谢雪红等，翁泽生迫不及待地同他们商讨在台湾发展共产党员的事宜。他们决定先分头去联络在祖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台籍中共党员。于是，翁泽生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奔赴各地联络台籍中共党员。１９２８年２月，在翁泽生的家中召开了成立“台湾共产党”筹备会，翁泽生为筹备会起草了《青年运动的方针》。随后，翁泽生的家就成为筹备工作的中心。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４月１５日，中共台湾党委终于在上海成立。从此以后，台湾的革命斗争在中共台湾党委的领导下迅速得到发展。
１９３３年３月的一天，因叛徒告密，翁泽生在上海英租界文监师路三居里被捕。敌人如获至宝，由国民党江苏省高级法院接收审理。由于翁泽生是台湾籍，在台湾革命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引起台湾殖民当局的震动，也一再通缉他，所以日本驻沪领事委托租界巡捕房通缉翁泽生。这样，翁泽生就被移交给日本驻沪领事馆，于１９３３年３月下旬押往台北日本监狱。
当船在码头停泊时，带着苦涩味道的海风和搬运工的呼号声，使翁泽生意识到已回到了久违的台北。记得第一次离开台北赴祖国大陆时，他才十几岁，父母把这个不安于现状的儿子送上船，一直望到船在海平线上消失为止。此时，翁泽生已是３０岁的人。因为父母和妹妹早已被驱逐出台湾，现在，再也没有亲人来码头接他了。望着这景物如故的台北，听着充斥于耳的粗野的日语，他思绪起伏，感慨万千。然而，此时已不允许他多看、多听、多想，“啷当”一声，他被打入狭窄、阴暗、潮湿的牢房。
在牢中，对翁泽生恨之入骨的敌人，用种种卑劣的手段进行百般的折磨，甚至用竹签钉入他的十指，企图使他屈服、悔过。１９３９年初，受着严刑拷打和严重肺病煎熬的翁泽生已是奄奄一息，敌人趁此机会提出，只要他“发誓转向”、“写悔过状”，即可出狱治病。在狱中有人也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可以假装转向，出狱治好病，以后还可以重建台北。”翁泽生坚定地说：“出去治病，也不一定治好……何必成为火线上的逃兵。”
翁泽生被判１３年徒刑。牢房虽只能躺一个人，只有一个通气孔，然而，却不能锁住翁泽生的希望，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在法庭上，翁泽生坚定地说：“我从小就在大陆受教育，我将来出狱后，还要去参加革命活动。”他不仅这样讲，而且是这样做。在狱中，他多次交代二妹寄日文和英文的书籍，“以便有机会翻译”。他的父母为生活所迫双双病亡，当妹妹把这噩耗告诉他时，身陷囵圄、患有重病的翁泽生却忍着悲痛，反而安慰妹妹要“节哀自爱，放大心怀”，“以祈他日重逢”。
翁泽生没有熬过这１３年黑暗的岁月，１９３９年３月，他因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迫害折磨而离开了人世。然而，在他脸上却没有留下一丝失望的表情，因为他已交代妻子把儿子“送到同安大姑母家去读祖国的书”，他的事业将后继有人。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