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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特稿:红军妈妈的两次长征

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傅晓方 责任编辑:孙智英
2020-09-30 17:21:19

中秋特稿:红军妈妈的两次长征

■傅晓方

我的妈妈。(1965年摄于武汉)

我的养母岳琴是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女红军,她的经历和人品都受到大家的敬重。人们除了称呼她的职务之外,还常常亲切地叫她“岳老太太”,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慈祥地微笑点点头。温柔恬静的眼神和洁白整齐的牙齿还能让人依稀看到这个“川妹子”当年的美丽容颜。

1、妈妈就这样当上了“红小鬼”

我永远忘不了妈妈参加红军的故事。1934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路过妈妈的家乡四川省通江县,动员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参军。那时当地群众并不知道什么是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跟着红军有饭吃有衣服穿。在扩红时,19岁的舅舅报了名。而恰好红军出发时,舅舅去赶集卖柴没回来,乡里的干部就让妈妈“顶替一下”。妈妈说,那时她14岁,个子不到1.5米,体重才70多斤,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就跟着队伍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出了100多里地。开始的时候妈妈边走边回头,老是盼着舅舅能赶上队伍换她回去,但是舅舅最终没能赶上队伍。妈妈就这样当上了“红小鬼”,开始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妈妈与长征战友。(上世纪40年代摄于延安)

和所有经历长征并幸存下来的革命前辈一样,妈妈说能活着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奇迹。妈妈回忆过雪山的经历,觉得很痛苦,因为有不少战友牺牲在那里。在海拔几千公尺的山上,常年积雪不化,寸草不生。寒冷地叫人感到浑身骨头都被冻酥了,好像随时会碎掉;严重的缺氧头要炸开一般的巨痛,气也喘不上来。妈妈说,战友们相互依偎、搀扶,一些大姐把她搂在怀里,帮她挡寒。因为坡陡路滑,有的战友滚下深渊,有的掉进雪坑被活埋,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倒下,只有流泪和心碎。说到过草地,最危险是烂泥潭,远看象一堆草,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看着战友陷到泥潭里,转眼就没有了。妈妈总是忘不了她的同乡吴朝祥,“如果不是你吴妈妈背我,我早就没得啰!”

我后来看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文学、影视作品,我相信妈妈说的这一切。我从内心感慨:包括我妈妈在内的所有女红军,她们是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作为女人,她们的坚强超越了常人的想象,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和摧残超越了生命的极限。

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让妈妈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也锻造了她不畏牺牲,不惧艰险,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

2、妈妈上医大就像是“第二次长征”

上世纪40年代开始,妈妈开始在部队医疗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组织为了培养她,多次送她上学深造。1954年,妈妈进入重庆第七军医大学学习。由于妈妈从小家境贫苦,从未读过书,目不识丁。后来还是在延安参加文化补习班学习,才摘掉了文盲的帽子。50年代初,虽然妈妈也参加过医校培训,但底子仍然很薄。妈妈形容这次学习是自己的“第二次长征”。她说,刚开始就像读天书,很多东西听不懂也记不住。例如,解剖学里错综复杂的血管、神经、肌肉、骨骼,成百上千个名称需要记忆;还有药剂学中复杂的化学公式和一堆曲里拐弯的拉丁文……妈妈说,课堂上记不下来的,课后就向同学借笔记补抄。好在那时有几个学生兵的同学,文化程度高也很乐意帮助她。妈妈知道除了同学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靠自己“强攻”,就是用死记硬背的笨办法。妈妈回忆,那时的重庆夏天又闷又热,蚊虫也多。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她就悄悄拿上小板凳,到校园里的一个宣传橱窗前背书。因为这里的灯是长明的。有时到了下半夜实在困了,她就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干辣椒,咬一口嚼一嚼,辣得嘴巴和舌头火烧般的痛,眼泪鼻涕一起流。妈妈原来能吃辣椒,但这以后也变得怕辣了。

我的妈妈。(上世纪50年代初摄于南昌)

妈妈为了记住人体解剖的部位名称,独自一人一次次去尸体标本室,一边看书、一边摸着标本上的肌肉和血管进行强化记忆。时间长了,手指头被福尔马林药水染得僵硬和麻木。后来,我在部队医院护士训练队学习,也有人体解剖学课。记得第一次走进尸体标本室,尸体标本给人视觉和心理带来的恐惧、福尔马林药水刺鼻的气味,让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兵吓得眼睛都不敢睁,有的甚至吓得跑了出去,更别说用手去摸那些肌肉、骨骼了。对比妈妈的勇敢执着,真让我由衷的敬佩。妈妈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跟上了“大部队”。在毕业考试中,有多门功课取得了5分的好成绩(当年是5分制)。妈妈的“第二次长征”以胜利告终,她又一次展示了红军女战士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意志力!

妈妈的长征精神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1988年,凭着和妈妈一样的精神,初中毕业的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研究生并获得硕士学位。

3、那位战士在妈妈面前泣不成声,喊了声“岳妈妈”

从小到大我的印象中,妈妈很受大家尊重,威信很高,人们赞扬她用的最多的词是“好人”“好领导”。尽管岁月过去了几十年,妈妈的部下回忆起和她一起工作的往事,记忆依然那么清晰,说起来依然那么动情。

我的妈妈。(1954年摄于重庆)

1963年春天,解放军某部一名战士站岗时被蛇咬伤。送到急诊科时,他已经面如茶色且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医院没有抢救用的抗毒血清,求援的电话打遍了武汉当地各大医院,结果都一无所获。在这个万分紧急的关头,妈妈火速向上级领导汇报并提出建议:立即向广州军区部队医院求援!她的意见得到了支持,武汉——广州两地部队一场生命救援大接力开始了!妈妈的办公室成了指挥部,她通过广州的战友紧急寻找救治蛇伤的专家和抗毒血清。那日,她和同志们守候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候消息,顾不上吃饭和休息。终于,广州传来了好消息:蛇王专家请到了,抗毒血清也有了!卫生部联系空军,迅速派专机护送专家和药品直飞武汉。

武汉王家墩军用机场,妈妈和两名医护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专家走下飞机,妈妈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的战士有救了!他们从机场火速赶往医院,下了车几乎是一路狂奔冲进抢救室。

专家立即指挥用上抗毒血清。救命的药液一点一点输进战士的体内。1个小时过去了,战士的脸上慢慢泛起红晕。战士终于苏醒了,医护人员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周后,战士康复出院,部队为医院和门诊部送来感谢信和锦旗。那位战士在妈妈面前泣不成声,喊了声“岳妈妈”,然后站得笔直笔直地敬了一个郑重的军礼。

妈妈与战友。(上世纪60年代摄于北京)

4、武汉九峰山,茁壮的松柏护卫着妈妈的英灵

多年来,妈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铺张浪费,平时穿着也很简朴。如果不了解的人恐怕还以为她“小气”呢!但我知道,妈妈自己很节俭但对人很大方,特别是对有困难的人特别愿意倾囊相助。

我上初中的那年夏天,在家曾目睹这样一个场景。一个伯伯在我们家哭得很伤心,妈妈一边安慰他,一边拿出钱塞给他。推让了半天,这位伯伯才收下钱。后来我听说这位伯伯是妈妈单位的职工,本来老家就很穷,不幸又遇上发洪水,房子、财物、庄稼被冲得一无所有。妈妈拿出了300元钱帮助他。那时人们的工资收入不高,这笔钱是不小的数字,是妈妈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啊!

1991年3月21日,武汉的早春非常寒冷,妈妈在这一天走完了她的人生。那时还有4个月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日子,妈妈没有等到这一天。妈妈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肺心病引起呼吸困难让她无法平卧,只能终日半坐着。在妈妈弥留之际,从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中,我听到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嘱咐: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伤心极了,把满是泪水的脸紧紧贴在妈妈脸上,在她耳边说:妈妈,我记住了!

武汉九峰山,我们把妈妈的骨灰安放在这里,立了个似纪念碑的墓碑。上面刻着两行大字:巴山蜀水养育巾帼英雄女,五十余载献共产主义英烈魂。

全家福。(摄于武汉)

2017年清明前夕,我再次来到九峰山给母亲扫墓。摆上水果,献上鲜花,点上几柱香,深深地鞠躬。我心里默默地说:妈妈,女儿又来看您了!抬起头,看看墓碑周围的松柏早已经长得高大茁壮。20多年了,它们替我们陪伴妈妈,也护卫这里的英灵永远安息!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