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讲述：他就是龙思泉无疑
战友是谁？战友是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亦是亲历者，已过世。
苍翠环抱的陵园，有一座坟墓，墓前矗立着高大的石碑，碑上刻着三个大字“红军坟”。碑前的左侧有一尊铜像，是一位短发的红军女卫生员，她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拿着汤匙给婴儿喂药。铜像的脚背被前来瞻仰的人摩得光滑发亮。铜像前长方形的香炉中，香灰堆积，插着许多燃烧着的香，烟雾缭绕。
1965年夏天，贵州遵义凤凰山麓，湘水之滨，我第一次见到当地口口相传的“红军菩萨”。
这座坟是1935年3月由遵义桑木桠的人民群众在当地建造的，当时就立有一块刻有“红军坟”字样的石碑。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红军坟”由桑木桠迁入“红军烈士陵园”。至此，来“红军坟”瞻仰、祭奠、扫墓的人络绎不绝。
“红军坟”中的烈士是谁？站在铜像前，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一个疑问。因为，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撤离遵义，我团奉命进驻，是最后撤离遵义的部队。我当时任团里的军医。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团没有女军医、女卫生员，甚至全师都没有女的。
尘封的记忆一点点开启。
“龙思泉呢？”撤离遵义、一渡赤水后，我寻找着常常在一块探讨“共产主义与土豆炖牛肉”的战友，那个十八岁的卫生员。
“龙思泉失踪了。”二营的人告诉我。
原来，部队在遵义出发前，有一位农民苦苦哀求龙思泉去二十里外他的家里，给他病得很严重的父亲治病。龙思泉平时为周围的群众送医送药，细致、耐心，又有家传的中医中药知识，疗效较好，名声渐大，所以这位农民才远道来请。经领导批准后，龙思泉随农民而去，至第二天部队撤离他还没有归队，以后也没有跟上来。二营的领导一致认为：“龙思泉是一位优秀卫生员。他不会开小差，这么久没有归队，被敌人杀害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个“红军坟”埋葬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女红军，还是我的战友龙思泉？
当时时间有限，无法细究，以后又由于工作繁忙未及查证。直到我退休后，才开始多方调查了解，并在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协助下，深入当地群众中做了细致的调查考证，终于使“红军坟”得以见“庐山真面目”。
我们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而不是女的。而埋葬红军遗体的带头人就是二营营部驻地的房东，他指出这位红军就是住在他家的红军卫生员。由此可以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下落不明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无疑。
1929年，龙思泉在家乡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当了红军。由于他懂得一些医伤治病的技术，参军不久就在连队当了卫生员。后来调营部工作，担任营卫生员。1933年，龙思泉所在的团被授予“英雄模范团”称号，龙思泉也受到团的表扬，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当时他身上一直背着的红十字药箱，也是从广西带过来的“战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