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西南事变的谈判顺利，中共在军事上作出了相应部署。图为部署在咸阳、潼关一带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前排左4）与西安文化报社社长宋綺云（前排左3）、杨虎城秘书米暂沉(前排左5）。
一个政党，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西安事变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政策不符合民意必然引起强烈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就公开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这必然引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强烈反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或缓慢蚕食，或突然鲸吞，一直没有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神州有沉沦之危，大厦有将倾之险！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甚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也有一些人呼吁改变基本政策，共赴国难。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逆潮流而动，最终激起“兵谏”。正如周恩来所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
政党必须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西安事变爆发近10年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处于武力对峙中。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狠毒残暴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成了囚徒，中国共产党有无数理由处死蒋介石。但为了避免内战，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提出只要蒋介石承诺放弃内战，共同抗日，就可恢复他的自由。中国共产党这种不计前嫌，完全从民族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中国甚至世界上不少进步人士的一致称赞。西安事变说明，一个政党制定政策时，一定要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
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人们必然彪炳史册。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后来的命运都令人十分惋惜。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杨虎城将军最终被残忍杀害，但他们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在1956年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这是值得怀念的。他们是千古功臣，永垂不朽和特别使人怀念也就在此了。”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