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短促突击”是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恐惧，对堡垒主义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而产生的一种单纯消极防御理论。正是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法，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成了不折不扣的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帮助了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战法。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自己却遭受很大的损失。不少红军指战员称“短促突击”为“肉包子打狗战术”。自此，第五次反“围剿”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了。
对这种战略战术上的转变，军委内部有些同志曾经不只一次提出批评意见，而且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自以为是的李德根本听不进去，博古则随声附和，顽固坚持“短促突击”的战法，不惜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实行节节抵抗的单纯防御路线。他们一再命令红军在重要城镇、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战结合“短促突击”，企图“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当时，中央红军各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都被分配担任修筑堡垒的任务，甚至将红五军团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去守堡垒。这种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下，同敌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岂能有好的结果。毛泽东更是形象地将其比作“乞丐要和龙王比宝”。
果然，在此后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一败再败，损失惨重。到1934年9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极度匮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围剿”的可能，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