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访重庆周公馆
■新华社记者 陈国洲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的曾家岩５０号，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周公馆”。抗战８年，在周恩来领导下，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重要机构常驻于此，成为党领导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在这栋砖木结构的老式院落里，珍藏着几十张老照片，真实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让历史在这里驻足，向世人讲述着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追求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光辉历程。
叩开周公馆厚厚的大门，前院天井的墙上悬挂着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照片以及南方局组织机构图。其中一张周公馆平面图格外引人注意，它清晰地反映出当时这里复杂的斗争环境。
“门内有国民党高官，门外有军统局特务，这就是周公馆复杂甚至是险恶环境的真实写照。”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郭亮指着照片告诉记者，中共代表初来重庆时，由于住房紧张，只能和国民党人共租一院。８年中，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同进一大门，同住一个院，虽几无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不失为国共合作期间的一段佳话。
周公馆大门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右行不足百米，就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为了监视曾家岩，军统特务在路口开了一个小茶馆和修鞋铺，从早到晚轮流坐在这两间房屋中，目光牢牢锁定在周公馆的大门上。而我党的同志，也对监视点的特务认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后来双方彼此心照不宣，谁都知道谁是干什么的。
“在如此危险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却从容不迫，在敌人的眼皮下纵横捭阖，有力领导了国统区的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极高的斗争艺术。”重庆红岩连线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朱军说。
后院是南方局的核心住址。左侧一楼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里面的摆设都是原样复原：十几平方米大小，办公桌椅、一张床、两三件旧式家具，非常简单。门口墙上悬挂着一组周恩来夫妇的照片：有周恩来在此办公的工作照，还有二人１９４０年在重庆纪念结婚１５周年的留影。每张照片他们都面带微笑，这样的笑容感染了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内设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和外事组等重要机构。团结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领导他们深入开展抗日民主文化运动是南方局最重要的斗争方式之一。
后院一楼过厅右侧的文化组办公室内挂满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与柳亚子、沈钧儒、叶圣陶等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士的照片。其中，“雾季公演”和“香港大营救”两组照片弥足珍贵，真实记录了我党领导的这两次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力的文化运动。
１９４１年，由于蒋介石发动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得重庆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所有行动都受到国民党特务打压，人们的心头都有着沉甸甸的压抑感。能够驾驭政治气氛的周恩来选中了当时陪都重庆的话剧作为突破口，发起组织雾季公演，让文化界人士先后排演了《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剧目，使山城气氛终于活跃起来。这些剧目的珍贵演出照真实再现了当时情境和万人空巷一睹爱国剧目的场景。雾季公演持续４年之久，有１００多部进步剧目在渝公演，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国民党的迫害，南方局帮助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疏散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及时把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安全转移回内地，史称“香港大营救”。周公馆文化组办公室内的照片就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境。在一张被营救出的香港部分文化人合影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虽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逃亡，但这些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文化名人身上却显露出无比的坚定。
郭亮说，整个“香港大营救”期间，我党先后营救出数百位文化人士，其中包括邹韬奋、茅盾、叶以群、胡绳、盛家伦、夏衍等文化名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中国保存了重要的文化力量。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进步人士共同革命是我党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周公馆里的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这其中的一段历史。
当时，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是周公馆里的常客。周恩来甚至在这里亲手做过他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招待众人。周公馆条件艰苦，开饭时，桌凳、碗筷都不够，然而所到的客人都不以为意，反而谈笑风生，相聚甚欢。
（新华社重庆７月２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