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言辞尖刻，冷嘲热讽，不留情面，语汇通俗生动。他批驳了博古的论点，点名批评了李德。他谴责了在瑞金推行的扩兵的方针，把所有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拉进了红军。结果农业受损，粮食匮乏，最后不得不撤退。在军事指挥上是完全错误的。军队被迫长征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军需供应毫无计划。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没有认真地去实地侦察过地形。部队损失惨重。不仅在军事策略上出现一系列错误，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被忽视，结果部队士气低落，而士气和觉悟对红军恰恰是生死攸关的。轻率地招募大批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然后又让这些新兵汇入匆忙而无计划的撤退之中，这是非常愚蠢的……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越来越感到气愤和心烦意乱，特别是看到在场的指挥员们赞同毛的观点后更是如此。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一九三三年没有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没有利用这一点，绕过封锁线，从敌人背后打击敌人。”毛、周恩来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都主张与蔡廷锴联合，但是遭到拒绝。李德试图辩解，提出应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问题，但周恩来没有让他讲下去，“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着重批评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轻率地从根据地“大搬家”，仓仓促促，考虑不周，携带成吨重的重型装备，战士们变成了一队一队的搬运工，他们必须先放下肩上的笨重东西，才能开枪射击。我们保卫了什么?缝纫机，印刷机……人们为保卫这些东西而牺牲了生命。
这是对所有领导人的激烈攻击，其中包括周恩来。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直接面对李德用讥讽的口吻说：“李德同志，你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被激怒的李德向刘伯承寻求同情，“你在苏联学习过，你也是赞成建立一支正规军的。”刘伯承回答说：“同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会议一夜一夜地开下去，指挥员和政委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又讲了话，他说他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军事计划压根就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我们的错误”，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共产党人绝不应回避责任，也不应委过于人”。他说，现在应当撤销他的红军政委的职务，撤销他的指挥权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现在他就应当担此重任。”
不仅红军，还有党都应当置于统一权威的领导之下。这是在面临严峻形势下确保军队和党的生存所必需的。
对周恩来的讲话反应十分强烈。“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党，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但是周恩来这样做，却使自己完全置于毛泽东的支配之下，即使有人想要使他免受批判也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所表现出的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顿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包含了毛泽东针对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许多批评，但是没有指名，或用假名代替。三人团被解散了，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被推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军事，在军事指挥上周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分界线。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也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紧密结合的开端，这种结合终生未变。
最初是一场无计划的仓促大撤退，面临着内部分裂和外部围歼的威胁，后来成为史诗般的壮丽长征。人们的记忆总有些自欺欺人，他们总是愿意记住光荣和胜利，而不愿记住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会抹煞这一功勋卓著的辉煌业绩。
部队充分利用驻扎在遵义的时间休息，补充给养和整编营连战斗单位。三个月前突围时将近九万人，现在已大大减员了，还需尽量扩军。当时在遵义的罗马天主教堂举行了一次集会，通过政委们向全军宣布红军继续北上的计划，因为不能在遵义久留。蒋介石正在向贵州省进逼。新班子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先后讲了话。他们面带微笑，显示出沉着、信心和友谊。他们团结一致，将要挥师北上，到那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现在改变了战略战术，不再打阵地战，而是在运动战中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让他追击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毛泽东援引《孙子兵法》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所有到会的人都发出了赞叹的笑声。又恢复了他们所熟悉的东西，不再有李德发布的那种带洋味的莫名其妙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