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之千年变局
“进入新世纪后，人类文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的标志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续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影响力快速上升的新兴国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自己看到的场景就是，“剧烈的全球性结构性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平衡。”
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美国引爆，直接导致冷战结束后兴起的这波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的重创乃至停滞，西方发展模式漏洞百出、缺失尽显。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以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为资源配置中心主导的“中心-边缘”国际生产和消费大循环，产生了自身难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现断裂和崩溃之态。
与此相伴，20世纪最后十年，以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一书为标志达到巅峰状态、以“市场万能”论、“政府失灵”论和“经济人”假设等理论装配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全球化发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议地在西方中心美国“触礁”，掀起一场震荡全球的金融大危机，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全面重挫。8年来，面对世界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动荡的新现实，以该理论为支撑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几近束手无策境地，至今难以从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机风险……
从内部压力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日趋紧迫。“中国也是国际金融危机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钢研究发现，201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3.1%，数据回归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8%的顶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开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几年前的比例水平，说明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极其剧烈。”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速2010年后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时也印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发展转型的内在紧迫性，一直是现阶段和未来相当长时间主导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内因。
从发展矛盾看，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最突出的变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发展所需要的协调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任何单边或双边的方式都难以解决诸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抑或气候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必须是多边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维意识不断强化，正在加大全球发展的协调难度。
尤其是西方发展模式急剧衰颓，世界各国发展共识日趋分化，人类面对着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大抉择。为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者和研究学者都开始反思，并寻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论，以期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包括中国在内，人类未来向何处去？亟待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刘尚希认为，审视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变化与中国紧密关联，而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发展特质，也决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国的治理。中国内部的治理搞好了，那么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国内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难有前途。因为，不管中国怎么干，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在那里。”
正是在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沧海横流时刻，十八大报告向世人宣告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刘尚希看来，这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宣言书，也是13亿多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对执政党的时代要求，更是中华民族再次为人类发展探索全新道路拉响的启航汽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