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通向共同富裕的人类新道路
刘尚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主要是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长个子”，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不仅需要强健的体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遗憾的是，以政府与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化改革有些滞后。”
市场改革培育经济理性，社会改革培养社会理性，即公共理性。他说，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中，经济理性超前发育，而社会理性也即公共理性严重滞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伦理道德、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缺失；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讲诚信一度成风；创新意识不足，投机、泡沫、短期化行为频生。
这位财税研究权威学者，从自己几十年追踪研究中国财政改革的视角感受到，“社会改革应当成为整个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社会改革推进了，社会理性不断发育，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更稳定推进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即意味着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工具，但不能一切任由资本说了算；推进社会改革，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形成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在刘尚希看来，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五大发展理念”，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富有时代内涵的极大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国能不能引领21世纪的人类文明，就看能不能通过市场经济从先富带动后富，走进共同富裕。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难解决的发展问题。”
采访中，胡鞍钢从国情研究层面也作了殊途同归的思考，“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发生三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一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到2030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三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其中，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他特别强调，共富社会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指社会差异相对较小，且可管理、可调整；共富社会的核心是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享有发展机会、共同提高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富社会；共富社会的底线是发展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消除各类绝对贫困人口。
胡鞍钢认为，建设共富社会，必然也将延伸到国际社会，也就是中国与世界共同繁荣，“中国与世界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命运共同体。只有世界特别是南方国家（指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繁荣了，世界和中国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繁荣。”
这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帮助南方国家富裕起来；不但要支持和参与全球化，也要积极主导全球化，使之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和14亿人全面小康，进而将14亿多人从小康社会带向共富社会建设，这对人类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从这个层面，黄卫平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脱贫共富工程。
过去三年多来，中国正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设立，将自己在全球化中获得的宝贵资金、发展成果、先进技术和脱贫经验，分享和回馈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使得南方国家第一次集体搭上了驶向发展繁荣的“全球化高铁”。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所言，“中国人民深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艰辛，对各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都点赞，都为他们祝福，都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现在，已是十九大准备“开题”的时刻，胡鞍钢认为，长远性、战略性、前瞻性规划跨越2020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方略的时机已经成熟。（王健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