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艘中式帆船行驶在香港维多利亚湾（5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李鹏摄
英国人密福特在1865年给友人的信中就已写道：香港是世界上最像大杂烩的地方之一。街上有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以及各种混血儿，语言是和粤语“杂交”的英语。
在这里，不同宗教相互包容。跑马地马场周边就坐落着印度教寺庙、锡克庙和天主教教堂，三者相隔不远，步行只需十多分钟。始建于1901年的锡克庙是香港最早的锡克教庙宇，它见证了锡克教徒自19世纪来到香港后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两层楼的印度教寺庙几乎是香港所有印度教徒最主要的宗教和社交场所；而与这间印度教寺庙遥相对望的则是圣玛加利大堂——一座有90多年历史，具古典复兴主义风格的教堂。
在这里，中西习俗并行不悖。英式“赛马文化”和“俱乐部文化”继续影响香港人的生活，但同时，他们又将中国传统节日过得有滋有味。农历春节，全家出动到黄大仙膜拜求签，争抢头柱香，或到车公庙祈福，转一转风车祈求好运；每逢端午，大澳会举行逾百年历史的“游涌仪式”，乡民们划着一条龙舟，后面拖着载有神像的小艇沿途焚烧宝烛，其他居民朝龙舟拜祭祈求平安；源于19世纪的大坑舞火龙在中秋吸引无数人前往观赏，阵阵锣鼓声中，一条条火龙在闹市的街道上穿梭，火光闪烁。
“中西融合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小就习惯混合了。”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赵雨乐认为，香港人聪明地调和了多种文化。
赵雨乐说，地道的港人会把香港分为港岛、九龙和新界。历史上，英国人几乎都住港岛，所以那里的氛围更“西式”，而新界是宋朝五大氏族后代在香港的定居地，至今仍保留着祠堂、寺庙。
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能让东西方价值共存百年以上的城市。但赵雨乐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对香港的影响是内在的、是根本的。
晚清翰林朱汝珍、赖际熙、陈伯陶等于上世纪初南下香港，他们重塑了香港的历史文化，开启了国学在香港的传承；上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香港大学任教两年，他也是在香港教唐史的第一人；历史大家钱穆于上世纪50年代创办了新亚书院，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为香港培育了几代国学人才。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内地和香港的高校互动频繁，两地学者联系紧密，作为历史学者的赵雨乐说自己收获很大，“在内地看到考古实物很重要，我们现在研究香港是把它放入到整个珠三角来看。”
“生下来就是黑头发、黑眼睛，生下来就是中国心，这是改变不了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