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广西融水？
何方礼：我是1992年的兵，12月从四川省通江县入伍，1993年3月被分配到武警广西总队融水苗族自治县中队服役。
《中国青年》：当时对融水的第一印象如何？
何方礼：融水聚居着苗、瑶、侗、壮、汉等5个民族，自然风景独特，民族风情浓郁，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比较落后。在融水白云、大浪等乡，有一个瑶族分支——红瑶，因为贫穷、封闭和受“狗不耕田，女不读书”传统习俗影响，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红瑶女童从小就被束缚在木楼里，世世代代都是文盲。我第一次接触红瑶女童是在199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队组织新兵到红瑶女童班参加学雷锋助学活动。4月的大瑶山，天气还非常寒冷，寒风夹着细雨，我们穿着绒衣还冷得瑟瑟发抖。在进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三个八九岁的红瑶女童穿着单薄的衣裤、光着脚丫缩成一团在山坡上烧木炭。我问她们为什么下雨天还在外面烧炭，她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互相推诿着，过了好半天，才有一个女童揉着被烟熏得发红的眼睛，轻声地说：“叔叔，我们想上学，可家里没钱，阿爹说了，只要我们烧炭挣够了学费，就让我们去读书。”听到这些话，我非常心酸。城里这样年龄的孩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山里的孩子却为了学费饱受饥寒之苦。走进瑶寨，我们看到，有的瑶胞房屋四面透风，有的全家人只能合盖一床破被子，红瑶女童班的学生衣衫褴褛，多数都没有鞋穿，木条钉成的课桌下，伸出的是一双双光脚丫。而那些没钱读书的红瑶女童，则眼巴巴地趴在教室窗口，羡慕地看着正在读书的小伙伴。
《中国青年》：这件事对你产生了深刻影响？
何方礼：那一次我是真的心酸流泪了。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求学艰难，想不到这里的孩子想读书比我还要难。我的家乡在大巴山革命老区，父亲右手残疾，母亲左眼失明。记得7岁那年，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学了，我也想读书。当时60多岁的爷爷得了重病，为给爷爷治病，家里欠下800多块钱的债，我几次哭着闹着要上学，都被父母无奈地拒绝了。最后，在亲友和班主任老师的资助下，我才有机会走进课堂，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警营。嚼过黄连根，方知滋味苦。相似的人生经历，使我对红瑶女童求学的艰难有着切身感悟。所以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她们改变命运。
《中国青年》：当时你的经济条件如何？
何方礼：当时我每月的津贴费是21元，我有一个妹妹正读初中，当兵5个月来，我坚持每月寄10块钱作为她一个月的生活费。说实话，我在邮局给家庭最困难的红瑶女童代妹英准备汇出10块钱的时候，确实犹豫了好久，如果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那么妹妹的生活费就没有了着落，怎么办？后来我想，妹妹缺钱，吃咸菜还可以熬过来，代妹英没钱，就没办法上学呀！最后，我把钱寄给了代妹英，给妹妹写了一封信，对她说：“原谅哥哥吧，在这里还有更需要帮助的红瑶小妹妹。”
经过反复盘算，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用钱计划”：把每月21元津贴费分作3份，8元钱寄给代妹英，8元钱寄给我妹妹，剩下5元自己买日用品。就这样，我资助代妹英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后来我的津贴增加了，又先后资助了几名红瑶女童上学，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这也是当地红瑶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几元钱的助学款分量很轻，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但关键时刻也许就能将一个黯然跨出校门的脚步重新拉回课堂，或许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