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斯诺登与她联系时，她很快意识到，他的故事可能引发的轩然大波会超过她以往做过的任何事。“当我意识到斯诺登所言属实时，我当然害怕。我的意思是，这显然会很危险——会激怒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人。”
当时，这位31岁电脑专家的电子文档包含了他从NSA拿走的超过100万份文件。斯诺登在2013年5月逃往香港之前是NSA的合同工。他决定把这些文档都交给波伊特拉斯和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藏身于香港一家酒店的他，安排了与二人和另一名《卫报》记者的秘密会面。正如波伊特拉斯在《第四公民》中所描绘的一样，斯诺登在其狭小房间内花了几个小时解释他的秘密，让三名记者相信他。后来，波伊特拉斯问斯诺登为何选择她。他回邮件称：“你问我为什么选你。我没有选你。是你选了自己。”他指的是她的声望：他需要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来确保他的爆料能引起全球的注意，她就是这种力量。
结果就是《卫报》、《华盛顿邮报》、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发表的一系列报道，详尽描述了NSA及其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伙伴机构所进行的电子侦察活动。这些报道曝光了窥探美国人谷歌和雅虎账户的秘密计划“棱镜”；英国运行的Tempora全球监听计划；以及用于筛选海量互联网数据的电脑过滤器XKeyscore。这些报道曝光了情报人员监视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玩家，窥探援助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甚至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
这些爆料立刻引发冲击波。在美国，有人指责斯诺登为“叛徒”，也有人赞其为“英雄”。当局以间谍罪对其提出刑事控罪，指控其帮助美国的敌人。华盛顿方面希望将斯诺登从俄罗斯引渡回国。斯诺登在与波伊特拉斯见面几天后便前往俄罗斯并寻求保护。
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命令对NSA的工作流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法庭审核的建议。波伊特拉斯称：“关于NSA事件，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看点在于这件事是如何跨越政治界线的。我们看到，对此气愤填膺的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在其他国家，对斯诺登的支持要大得多，特别是德国。该国政界人士对默克尔手机被监听极为愤怒，舆论对侵犯隐私也尤为关切。
波伊特拉斯的早年人生经历对这种全球戏剧性事件没有什么铺垫。她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长大。她不愿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公开记录显示，她的有钱的父母向麻省理工学院的医学研究捐赠了2000万美元。年轻的波伊特拉斯在毕业后来到旧金山，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糕点主厨，随后开始攻读电影研究专业。她来到纽约专门从事纪录片制作，首部获奖影片是《旗帜之争》，讲述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中产阶层化。
对波伊特拉斯来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一切都变了。她回忆道：“我觉得，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真的令人不安，对此我想要说些什么。”她越来越担忧美国政府的回应，包括关塔那摩湾的在押人员待遇问题。她开始制作有争议的影片，这让她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的纪录片制作人之一。
尽管获得奥斯卡奖的呼声很高，但她表示，获奖并不是意义所在；电影本身才是。波伊特拉斯不相信各国政府因斯诺登的曝光而有太大改变。她说：“有很多表面文章，各种委员会提出许多建议，但这些政策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就具体的政策改变而言，或许默克尔的电话现在没有遭到窃听。但我不肯定有什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