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监听程度还和过去一样？波伊特拉斯认为，或许由于担心面临法律诉讼，针对那些没有涉嫌有不当行为的目标的监视“很可能有所收敛”。“我猜，现在情报机构的人在监听前会三思。”但她对斯诺登曝光的整体影响看法积极得多。她说：“这些报道在全球范围……改变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观念和认识。”
波伊特拉斯表示，由于担心与美国政府合作可能让它们丧失业务，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在保护客户隐私方面正在做出切实的重大改变”。“因此技术行业正在出现那类转变，而且我认为转变将会继续。它们将为客户提供加密和隐私保护”。
波伊特拉斯尤其对德国的事态发展感到高兴——她自2012年(那是在她开始制作《第四公民》之前)以来住在德国，因为她认为在美国工作风险过大。但她对英国的批评很尖锐——由于担心被捕，她拒绝去英国，即便为了推介《第四公民》也不例外。“我的律师非常担忧和小心，因此我没有去过英国”。
她补充称：“没错，我会回美国，但美国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美国有保护媒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政府从未因记者发表机密信息而对其进行追捕。”
在英国，《官方保密法》不受约束的触角范围令她却步，尤其是在官员们闯入《卫报》办公室，下令毁掉与斯诺登相关的电脑设备之后。电影中记录了那一刻——锤子将电子设备砸成碎片。她略微提高声音说：“我的意思是，得知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没有法律保护新闻机构；如果没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媒体，就没有对发生事件的历史记忆。”
像斯诺登本人一样，波伊特拉斯认为秘密监视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当的——例如疑似的恐怖分子阴谋或核扩散。“但它不应是巨大的拖网，对全体人口进行疑神疑鬼的监听。我们生活在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这些监听计划绕开了法治。”
她承认监视改变了她。她不仅对实际事务极为谨慎，比如加密电子邮件，并且拥有两台电脑：一台用于工作，另一台作一般用途。
但她引以自豪的是，她信任所有参与制作斯诺登电影的人，她最密切的同事中多数是女性。当她在柏林的首映式上介绍她的团队时，首批出场站到台上的15人中9位是女性；她说，她选择这些人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是“绝对最优秀的人”，而且女性拍摄纪录片比在好莱坞作用更大。“有这么多杰出的女性纪录片导演，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她揣测，这是否是因为制作纪录片的组织规模比好莱坞大片小得多。“我觉得你可以走自己的路，而无需通过官僚体制的各个层级。我不知道。”
波伊特拉斯把《第四公民》看作她关于美国实力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是她拍摄的关于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的纪录片。她说，现在讨论下一步可能做什么还“为时尚早”。但她正在为2016年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基于电影的展览做准备，这个展览将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相同的主题”。
“说实话，我不会停止关心这些问题。9/11事件已经过去13年，但我们仍在阿富汗打仗，仍有一些政策在推动美国向着我认为不对的方向前行。我们在透明度和政府上有点偏离了根本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严肃的看法，可是像波伊特拉斯那样制作纪录片本来就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斯诺登选得很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