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风险管理
这支替代部队是否可行，与兵力结构的讨论密不可分，而兵力结构关系到能否实现21世纪空中力量的预期发展。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涉及联合部队的任何冲突也将涉及空中力量的运用；因此，我们应该仔细思考空中力量会给作战行动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已经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对潜在的冲突加以分类，从“最有可能发生”直到“最有威胁性”，然后认定最有威胁性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空军遵 循了这种思维方式，结果却令人遗憾，空军让旧型号喷气战斗机担任主战飞机，这些飞机在此两场战争中只使用了很小部分的作战能力。空军偏爱的兵力结构注重最有威胁性的冲突，而这经常是指与实力等同或相当的敌方国家的正规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
第五代战斗机被标榜为最强威胁的克星，仿佛我们必须使用这种飞机才能与实力相当的国家打仗。这种态度是典型的文化思维惯性使然，认为优势技术将给美国带来胜利，而如果我们缺乏技术最先进的飞机，就无法打赢。这种依赖装备和忽视战略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包含各种空中力量的作战方式具有多种可能性，而是偏重某个非常具体的专项精锐作战能力。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越南战争中，我们明显拥有技术优势；在朝鲜战争中，双方大致上旗鼓相当；而在二次大战中，我们可以说在技术上落后于德国空军。但是，这几场冲 突的结果和飞机技术的优劣并无必然联系。
从2001年以来流行的想法和做法是，除了最有威胁性的冲突之外，其他任何可能的冲突都属于“次等冲突”，都可以由精锐隐身战机部队有效摆平。在他们看来，F-35既然能够应对所谓的高端威胁，自然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冲突更不在话下，因此被视为具有多种适用性。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支持这个结论。以阿富汗战争为例，美军当时根本不能像使用F-16和F-15E那样部署或使用F-35——因为负担不起这型飞机的运行维护成本及燃油消耗，更何况会造成飞机寿命递减。即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使用第四代飞机，其成本也显著高于用现代化轻型攻击机实施相似的战略，因而“次等冲突”思维和做法给装备、后勤和人员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根据有案可查的西方军事史，非正规冲突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形式。从伊拉克撤军和最终从阿富汗撤军都不能预示美国从此将不再参与非正规战争。目前，美国仍然涉足马里、菲律宾、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约旦、乌干达和非洲之角的事务；利比亚冲突的记忆逐渐淡薄，而叙利亚仍有可能成为冲突的热点。此外，各类冲突的分界线可能非常模糊——如果美国与中国为了台湾地区而发生冲突，只要是限制在常规冲突范围，也许算不上是对美国威胁性最大的冲突；另一方面，如果若干非正规挑战交集起来，却很有可能导致最具威胁性的局面，尤其是 涉及某个拥核国家崩溃，或丧失关键资源、领土或某些全球共有资源使用权的时候。
使“次等冲突”思维方式更站不住脚的，是那种认为针对威胁性较低而范围较广的挑战所组建的部队其作战能力必定较弱的观点。非黑即白（隐身/ 非隐身）的二元分类法总是把续航力、军械多元化、载弹量、机动性、燃油经济性、航程和粗糙道面机场起降能力等作战能力因素视为无关紧要。冲突发生的环境是任何战争的决定因素之一，无疑会影响可运用的空中力量作战能力选择。如果所有的环境、战略和敌人都属于“次等冲突”类，都可用“隐身飞机”这副药方来解决，那么建造庞大的F-35机队尚有其道理。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让部队全部配备第五代飞机的做法，还忽视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部队所具备的多用途适用性和威慑价值。机动灵活的部队能够执行多方面的任务，尤其是在危机突发、形势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只要风险在可承受范围，把作战航空兵部署到前线总是有价值的。对此类风险的判断同飞机的隐身特性没有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把空中力量快速部署到严峻环境中，如何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在没有备好的基地和固定基地设施的情况下开展作战行动。如果我们想把OA-X或AT-X飞机部署到乌克兰，即使我们知道这些飞机将面临地面火力威胁，这个决定也不难做出；相比之下，想对F-35进行同样部署，其决策要艰难得多。假定驻欧美国空军目前拥有轻型作战飞机（OA-X、AT-X 和FT-X），这些飞机仅靠少量后勤支援就能够从乌克兰简陋的机场起降，那么面对来自俄罗斯的非正规威胁，驻欧盟军最高司令官无疑可以睡得更香一点——凭这些飞机就足以防御克里米亚。
分别以“最有威胁性”和“最有可能发生”为据而展开的无谓争论，其所围绕的是利弊
交换的假命题。仅只针对最大威胁而设计的部队结构具有根本缺陷，因为它立足于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解决反介入/ 区域拒止挑战只需要动用第五代战斗机，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在没有电子战/压制敌防空系统能力支援下的、需要长跑道的短航程战斗机。一支部队，如果抛弃了应对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所需的作战能力，将难以满足国防需要，因为这样的部队结构设计还基于另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按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而建设起来的部队不可能对同等对手产生威慑效应，因而没有什么价值。这两种假设都忽视了战争艺术的基本道理。如果拥有更多的可选方案，能够从更多的地方实施兵力部署，就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对敌作战优势。如果蓄意减少可选方案，就会让敌方有机可乘，他们将专门针对作战能力狭窄的美国空军，组建和训练自己的部队。
本文从大范畴出发建议的替代部队设计，将使战斗机/攻击机中队数量增加，使可用
于跟班飞行实习的飞机数量大幅度提高，同时可减少规划兵力展望所测算的运行维护费
用。这个替代方案指出，战备状态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高速喷气机队承担的轮值负担过重，并据此设计出另一种部队结构，从而把大部分轮值负担转移到成本最低、运行维护费用最低、燃油消耗也最低的飞机上。按照这种方案，很多飞机将能够从简易跑道升空作战，有助于实施全球到达的使命。替代部队设计保留了压制先进防空系统的能力，但是恢复采用越战和“沙漠风暴”行动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由老练的机组人员驾驶专用飞机执行专门任务，支援攻击机。目前，美空军完全依赖海军提供干扰支援，替代部队方案将一反现行的做法，将反雷达/干扰机功能整合到F-15G中。替代部队方案将保留已经采购的F-35飞机，同时，美国将信守对伙伴国家做出的承诺，继续向它们提供先进作战功能。
这种替代方案还可生成各种附带效益，包括把研发低显性战斗机的昂贵成本负担推给中国，他们无法有效地使用这些飞机作远程力量投射，只能局限在中国大陆周边。按照本建议方案，尽管过去十年减少的战斗机数目没有补回来，但是机队的平均机龄略有缩短。替代部队将包含F-16F飞机，即增添一种中程F-16变型机，更适合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增加成本低于重型战斗机的几种作战飞机，使美国空军能与新兴伙伴国家空军开 展更有效的交往，扩大影响和开创负担分担的机会。重要的是，到2023年完成大部分采购任务后，将可腾出几十亿美元，在2023年之后用于研发和采购远程攻击轰炸机和/或下一代战斗机（F-X）——这是目前的规划兵力展望测算绝对无法实现的奖励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