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特朗普冲击”与美国亚太政策理念的转变
特朗普政权的诞生，使“特朗普现象”向“特朗普冲击”转化成为现实。特朗普政权的建立，不但对美国社会，也对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盟友、对于地区主要大国的政策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朗普的个人特性和政策特性使得这场争论的焦点正从美国政策自身向美国霸权、世界秩序的方向转化，其影响也从美国“外溢”到盟国、地区和全球范围。这需要重新来界定“特朗普冲击”、深度透析“特朗普的政策理念”乃至框定“特朗普主义”的范畴。唯有如此，才能对美国亚太政策转变的广度和深度管窥一斑。
（一）“特朗普冲击”与美国亚太思维范式的转换
特朗普政权能否像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一样，重新思考“亚洲和太平洋”地位问题，战略性地改变亚洲战略的惯性，已经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从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争论看，每一次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都会带来对亚太政策的重新思考。从特朗普主张重新思考盟友之于美国的贡献、重新评价TPP协议对美国的作用，以及重新定位与亚太主要大国关系等来看，特朗普政权不但要重新定位奥巴马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而且要基于美国国际权势的变化、遵循“美国第一”的原则，重新思考自身政策与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的连续性和断裂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特朗普尚没有明确且清晰的亚太政策“路线图”，但“特朗普冲击”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征兆。
“特朗普冲击”的第一波已经启动，“美国第一”成为思考美国亚太霸权和亚太政策的基础，这是一种思考范式的转变。冷战后克林顿政权的“经济优先”政策是对里根与布什时代军事扩张政策所做的调整。其理念是建立在“冷战的终结”以及“历史的终结”基础上，其所依赖的是美国“一超”的地位。美国注意到“太平洋边缘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基本现实，因而强调“美国必须再一次向西看，要看一下西边的亚洲、西边的太平洋的未来”。在此基础上，美国三次修订东亚战略报告，重新定位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政策。小布什政权的亚太政策是建立在对美国权势从“单极时刻”向“单极时代”转变这一基本认识上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实现“绝对的安全”、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成为美国战略的核心。由此，维持美国“持久的安全承诺”并防范“潜在竞争者”，确保和强化美国亚太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的优先目标和首要任务。奥巴马政权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政策，是建立在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战略和金融危机后美国战略地位的再评估基础上的。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旨在于借助“东亚崛起”和亚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势能，改变美国相对衰落的颓势，助推美国“太平洋世纪”目标的实现。
特朗普政权的亚太政策理念与上述三个政权可能都不同，它不是“由外及内”而是“由内及外”地思考美国的战略。也就是说，三届政府尽管都是基于“美国利益”来推行亚太政策的，但确保“美国首要地位”是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都以“霸权美国”或“美国霸权”为基础来界定利益，从而将主导欧亚大棋局和防范地区大国崛起作为美国战略利益。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从“普通美国”出发来界定美国利益的，“霸权”这种方式成为衡量美国是否“获益”的内容。也就是说，战后的美国习惯性地认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对美国霸权的“侵蚀”或挑战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因此，战后美国传统的认识是：“霸权”是一种好的“获益”方式，尽管不断面临各种挑战和威胁，这种“制度霸权”能够“以较少的付出，获得较多的回报”。但是，特朗普的成功无疑还原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不只充当世界霸主这一种获益方式，孤立主义战略的历史远远长于美国霸权战略的历史。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不在于“霸权地位”的高低，而在于“霸权”这种形式本身；“美国霸权”症结在于：“不是获益得太少，而是付出得太多”。
尽管特朗普政权不会放弃美国的霸主地位，但可能会调整或改变美国对“霸权”的思维方式。从其在竞选期批评美国的盟友“免费搭车”，要求日韩承担全部驻军费用、承担防卫美国义务，乃至可能会允许韩国核武装等言论看，特朗普政权可能会重新诠释美国霸权下的“联盟义务”，变更对这一机制的认识。这对于日韩来说，可能是比“尼克松冲击”更大的一场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