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朗普的理念：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
特朗普政权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还是亚洲，这将决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命运，反之亦然，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将反映出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将是“特朗普冲击”的第二波。
“美国第一”或“美国国内优先”是特朗普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无限地收缩。历史表明，在美国的外交中，“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是两项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触的原则”。事实上，孤立主义不是对世界的排斥，而是主要表明一种信念，即美国可以在寻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损害自己的价值观，又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仍会保持这样的传统，这是美国战后霸权的惯性使然也是特朗普“让美国更强大”的动机使然。因此，特朗普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就是如何重新定义太平洋与大西洋之于美国的战略优先位置。
尽管有人称，“美国国内欧洲优先论者和亚洲优先论者之间的争论，在冷战时期已经毫无意义，在今天仍然如此。两者都必须优先。”但是，“两者优先”更像是一种口号，而不是政策。事实上，在美国战后70多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而非亚洲。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战略，重新思考“亚洲和太平洋的地位”，并发表了“新亚洲政策”的三项原则，这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反映出了美国战略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倾向。不过，直至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才真正意义上体现出美国战略的转变。对于特朗普来说，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重返”上。众所周知，美国战后对于欧洲秉持着“美国进来，德国趴下，俄国出去”的方略，塑造了大西洋联盟，助推了欧洲一体化。如果美国的“重返”战略仍具有这种志向的话，考验的恰恰是美国的能力、特朗普的信念、美国人的耐心。即便美国把“中国崛起”看作是70年前的“苏联威胁”，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有没有这种实力、有没有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的意志、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渐进地处理等，都是一个问题。如果“重返”只是一种战略“试错”的话，改变或放弃它很容易，但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亚洲仍需要一种战略性的框架，置之不理绝不是合理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的老问题仍是特朗普的新问题。
从孤立主义政策的特性和共和党的传统看，“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的问题可能会被“有选择的优先”所取代。孤立主义包含这样两个突出的心态：“相信美国能够在经济上与世界保持联系，而在政治上则置身其外；相信扩大美国影响是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能反对的平和而自然的过程。”因此，声称“要使美国更强大”的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按菜单点菜”式的灵活方式，来确立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战略重心。而共和党注重双边而非多边的传统，也决定了特朗普政权对于宏大的地区议程的关心度不高。尽管欧、亚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同美国自动地、本能地把自己看作大西洋联盟的一员一样，现在美国也要学会自动地、本能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亚洲—太平洋国家”，但特朗普可能会更重视同欧洲的传统纽带联系，更重视从亚洲增长中寻求切实的获利。
（三）“特朗普主义”：重新“规制”亚太？
现在谈“特朗普主义”不是为时过早，而是为时太早。但美国是一个喜欢“宣言”、善用“主义”的国家。战后的总统，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几乎每个总统都有自己的“主义”。“特朗普主义”也许是迟早的事情。“特朗普主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冲击”的第三波。
从特朗普的个性和对特朗普政权的争论看，特朗普可能是最容易“生产”所谓“主义”的总统。特朗普没有“政治世家”的背景和经历，可能会更模糊，但也可能会更多元。从这样的视角看，作为特朗普竞选时外交政策智囊的理查德·哈斯所倡导的“规制主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主义”的理论基础。特朗普竞选时对外政策的诸多言论，与哈斯“规制主义”所倡导的极其相似。另外，哈斯的“规制主义”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中“霸权主义、孤立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组合和混合。他强调：“对外政策中多项原则混合在一起最好的概括就是‘规制’”，“规制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包含有威尔逊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糅和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概念’。”哈斯的“规制主义”是建立在“失规制”（deregulation）时代的认识基础上的。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包括大国的兴衰、无数小规模的冲突、财富的大转移、利弊并存的新技术的出现等。”。他认为，在国际失规制（in⁃ternational deregulation）的情况下，美国应运用防务、情报、对外援助和外交等四个基本工具为基础的多种政策工具，应对两种类型的挑战：困难角色（difficult actors）和困难局势（difficultsitu⁃ations），充当“治安官”（国家）召集“警察”（国家）应对威胁。
对于哈斯的“规制主义”战略，基辛格认为，这表明“美国能够制定出既能保护我们利益，又尊重我们局限性的对外政策”；约瑟夫·奈认为，他提出了“一种能够取代遏制理论的对外政策”；霍尔布鲁克认为，它描述了美国“寻求介于接触与孤立之间的平衡点的过程。”从这些权威人士的评价看，哈斯的“规制主义”对美国合理战略的探寻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不过，最应该指出的是，“规制主义”本身是一个多元性的原则和战略它认为“新孤立主义不明智、霸权主义行不通、经济主义既狭隘又错误”。因此，主张美国充当“治安官”、“召集人或执法者”的世界角色，而非战后的一贯的“警察国家”角色。这种多元理论，对于既没有从政经历又没有外交经历，且精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特朗普来说，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灵活性，从而具有可操作性。虽然不能说哈斯的“规制主义”就一定成为“特朗普主义”的基础。但从特朗普多样且似乎又矛盾的政策和其个性看，一种混合性的、包容性、多元的概念框架，可能最能够体现他的思想，最容易成为他的所谓“主义”的东西。
从这样的视角看，美国对亚太政策的理念也必然是多种元素复合的政策形态。也就是说，可能会更灵活，更根据美国具体的需求、更根据情势的发展来灵活选择策略。尽管维持在这一地区优势地位的目标不会动摇，但使美国政策更具弹性，行动更富灵活性，以及减少对美国“麻烦的威胁”等将成为美国制定政策的理念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