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年轻人成功靠什么
中国青年报：作为“体制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你们觉得自己“成功”靠什么？外部的成才环境怎样？
花千芳：我不认为自己成功，我只是作为一个网民代表参加了这个会。就我以前的经历来说，“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困难，主要是生存来源没有保障。尤其是网络作家，没有人给稿费，网站对网络作品往往是不用白不用。所以，我的主业是种地，写作必须是副业。
此外，我们没有发表作品的平台和渠道，向出版社投稿很困难。出版社连“体制内”作家都养不活，就不用说养我们这些“体制外”作家了。我投过好多次稿，编辑都不拆封，说“出版计划已满”，就给退回来了——这也不能怪他们，新人写手太多，要挑出一个有潜力的，任务繁重；万一新人的书卖不出去，还要赔钱。我参加了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才有一些出版社跟我约稿。
周小平：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很好，市场化运作已很成熟，一些网络作家挣得特别多。“天蚕土豆”一年1000多万元。文化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但文化也要取得市场的认可。因为，如果别人不愿意掏钱买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没有意义——这不是市场决定论，而是，如果你的东西足够好，就一定有人愿意掏钱。当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中国青年报：当年初出茅庐时，你们怎么克服困难？
花千芳：必须去适应环境。我的努力就是在网络上写作，只要我的文章能发出去，能让人看到就行。我不把写作当成生活保障。我今年写了接近100篇，2000～10000字一篇，也没挣什么稿费。基层作家想获得一点支持非常难——我觉得传媒平台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的时候能不给钱就不给钱，给钱的时候能少给就少给。
周小平：我觉得不会有人比当年的我更惨。我上学的时候，父母双双下岗，我上不起学就去当兵。当完兵，我一边打工，一边自考大学文凭。我到北京时，一个人都不认识，父母都在四川老家，亲戚没有一个当官的、有钱的，我怎么办？
我理解的“中国梦”不是让你躺在家里等着发财，而是给那些努力拼搏的人以机会。我在北京打工的前3年，经常别人早上9点钟上班，我早上6点钟上班；别人晚上6点下班，我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别的同事不愿意干的活，我全都拿过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