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树林》
英雄记忆：为灿烂星河绘文化图谱
19世纪下半叶是俄罗斯星汉灿烂的时代，在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都涌现出众多令后世高山仰止的“文化巨人”。他们被视为“当代英雄”，是“民族的良知、理智、力量和未来”。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敏锐把握住与文化大师共存的时代契机，从7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创建一座文化名人肖像画廊，向最优秀的巡回画派画家克拉姆斯柯依、盖依、彼罗夫、列宾等人定制“俄罗斯作家、音乐家以及艺术和学术领域各种名人”的肖像，俄罗斯的“民族英雄、民族杰出儿女的形象”（列宾语）因此得以保存。
走入展厅中，观众首先可以看到列宾绘制的《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恰科夫肖像》（1901年）。特列恰科夫凝神伫立于画廊大厅，沉浸在自己一生最珍爱的事业中。他不仅是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收藏家，还“独自一人肩负起创立俄罗斯绘画流派的全部任务”，“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伟大功绩”（列宾语）。
正因为与特列恰科夫这样伟大的伯乐相遇，俄罗斯天才画家们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作为巡回画派的精神领袖，克拉姆斯柯依在《自画像》（1874年）中呈现出严肃、坚毅、心系祖国命运的自我写照。在为画坛战友伊万·希施金创作的肖像（1973年）中，克拉姆斯柯依将这位风景画家放置于他无比热爱的大自然中，表达了理想主义的人格塑造。在克拉姆斯柯依笔下，他钟爱的学生列宾有着一张年轻的迷人面孔（1876年），如此平静、优雅，充满热情又略带羞涩，这个温柔的男子未来将成长为俄罗斯绘画的“沙皇”。
在这位绘画“沙皇”笔下，艺术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呈现出“50多岁热情青年”的气质（1873年）。 脾气火爆的斯塔索夫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坚定捍卫者与鼓吹者，他不仅用生花妙笔为巡回画派持久地辩护，还为以穆索尔斯基、鲍罗丁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乐派“强力集团”高声呐喊。在巡回画派的艺术旅途上，特列恰科夫是遮风挡雨的港湾，斯塔索夫则是指引航向的灯塔。
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进入“黄金时代”，而“大变革”后的文学创作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辉，并在全世界树立了俄罗斯文化的品位与尊严，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也成为巡回画派艺术家争相描绘的“精神导师”。
彼罗夫绘制了《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肖像》（1871年），表现了这位“俄罗斯戏剧之父”亲切、生动的形象。奥斯特洛夫斯基代表着俄罗斯戏剧文化整整一个时代，对中国读者而言，难以忘怀的是《大雷雨》中“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语）与《没有陪嫁的新娘》中的“残酷罗曼史”。
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天性之深邃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其数量众多的肖像画组成了一座别样的“托尔斯泰画廊”。据说，在众多画作中，托尔斯泰最喜爱的是尼古拉·盖依的作品（1884年）。此时，陷于精神危机中的托翁正在写作《我的信仰是什么？》，苦苦追寻心中的上帝。作为信徒与精神密友，盖依描绘了大作家思如泉涌的情形，表现出深刻的理解与崇敬。
约瑟夫·布拉兹的《安东·契诃夫肖像》（1898年）是特列恰科夫生前最后一件定制作品，记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位大师的经典形象。与前辈作家相比，契诃夫的神情更为冷峻、忧郁，这既是他个人气质，也是时代困境的折射。在小说《套中人》、《第六病室》，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这种神情和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