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中国人民的阅读记忆中，英雄形象一直像灯塔一样照耀我们的心田
首次把文化、文艺、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到关乎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关乎战争的胜负、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时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一脉相承，都是把文艺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把文艺战线作为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战争年代，一首好歌、一台好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可以直接转化成战斗力。在和平时期，好的文艺、文学作品，如同春风化雨般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
在中国人民的阅读记忆中，英雄形象一直像灯塔一样照耀我们的心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文化生态下的中国读者曾经秘密流传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作为革命者的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的前后，那段描写其实很超现实意味。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唇枪舌剑拒绝忏悔。在士兵向他射击时，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的枪法，“来吧，孩子们，不要害怕，朝这儿打！”亚瑟和保尔·柯察金是那个时代中国读者最早接触的外国英雄，为主义而战，为主义献身，视死如归，那样的形象让我们刻骨铭心。
诚然，中国式英雄更是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以军事文学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占据了中国文坛的大半壁河山。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幸福的记忆，因为那些作品，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不知道做了多少梦。在梦中，我们就是飞檐走壁、刀枪不入、无所不能的英雄。在战友伤势恶化、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就是《烈火金刚》里的肖飞，骑着车子进城、在日本鬼子眼皮底下买药；在心爱的姑娘被鬼子包围、即将受到凌辱的时候，我们就是《战斗中的青春》里的李铁，从天而降，所向披靡；在阵地被突破、敌人纷纷拥到眼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苦菜花》里的柳八爷，砍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胳膊，挥舞大刀继续战斗。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英雄文化的火热氛围里长大的，是做着英雄梦走向生活的。我们通过文学结识英雄，也通过英雄结识文学。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英雄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
上个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文艺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也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旗帜高扬的时期。边境作战不仅展示了军队的风采，同时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比如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电视剧《凯旋在子夜》等等。这些作品来自生活，情真意切，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像阳光雨露一样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灵，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戍边战士被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但是，新时期军事文学提供的英雄形象还是让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心灵为之一颤，精神为之一振。
时光荏苒，进入新的世纪，各种外来文化剧烈激荡，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在这样的语境里，军队作家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上，秉持文艺工作者的道德良心，固守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创作出大量思想博大、艺术精深的文学作品，比如《我在天堂等你》《音乐会》《惊蛰》《英雄无语》《戎装女人》《突出重围》等等。其中多数作品通过电影、电视剧、戏剧、广播和网络等渠道，携带理想信念，彰显英雄人格，进入千家万户，在本世纪初世界文化博弈的格局里，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军事文学特色，显示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