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形象，代表国家形象
30多年前，我离开了我的英雄连队，开始了漫长的寻找英雄之旅，接触过各种各样的英雄。除了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英雄，还有很多英雄和潜在的英雄，隐身于平凡的岗位，耕耘在普通的领域，有的偶露锋芒，有的终身无名。就是这些人，成为建构国家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素材。这其中，英雄形象、军人形象宛若一张精神凝聚的名片，展示了中华民族新的风采。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以后，我军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速培养高素质新型国防科技人才成为重中之重。这期间，因为酝酿长篇小说《明天战争》，一位国防科技教育家的事迹引起我的关注。抗战时期，一位中国学子在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因业绩突出，美方多次敦促他加入美国国籍，但他在新婚后不久，扔掉洋房洋车，拎着两只皮箱回国效命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之请，参加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工作。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浇注在军事工程技术教育园地里。从“哈军工”到长沙工学院，再到国防科技大学，培养的英才遍布三军。上个世纪90年代，国防科技大学分给他两套各２２平方米的住房，他坚持只要了1套。直到1995年他去世的时候，前去悼念的人们才发现，这个人真的是家徒四壁。特别让人震撼的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两只皮箱，上边搭了一块木板，就成了一张书桌，当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叫周鸣鸂，原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是钱学森在上海交大的同窗好友，他们当年怀着科技救国的理想一起漂洋过海去美国留学。我们固然需要钱学森那样功勋卓著的科学家，但我们也需要周鸣鸂这样默默无闻的教育家。因为，在他的岗位上，他可以培养出更多的钱学森和周鸣鸂。
上个世纪中期，我写了一部关于未来战争的长篇小说《特务连》，里面谈到了留学生的生活，主人公岑立昊的原型就来自于一个名叫刘晓东的基层干部。在委内瑞拉猎人学校训练期间，他曾经历过连续８天没有任何补给的野外生存训练，因为水土不服，还患上了登革热，身体状况逼近了极限。在最后一关攀登考核中，几次都是在到达顶端之前摔了下来，外籍教官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完成攀登作业，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已经和学校签下“生死状”了，他是代表中国军队和异国军校签订“生死状”的，所以他只有一条路：死也要死在攀登的路上。就在教官安排下一个学员接替他的时候，他把那名异国同学推开了，他又一次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抓住了攀登绳，在教官和同学们惊恐的目光中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直至爬到顶端。两年的炼狱般军事留学生活，他拼下了“国际特种兵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校方授予“特种兵突击队员”战斗勋章，他的头像被永久雕刻在外国军事学校的荣誉墙上。
一位战友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暴雨将至的夜晚，爸爸陪着两岁的女儿看电视，等待即将探亲回来的妈妈。半夜里，窗外电闪雷鸣，小女儿一个激灵，抱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跳到床上，蒙着被子又哭又喊，“妈妈，打雷了，快回家吧！”爸爸说，“好了，妈妈在车上，一会儿就到家了。”过了一会儿，瓢泼大雨倾泻而下，小女儿又抱起电话机钻进被窝大喊，“妈妈，下雨了，你在哪里啊，快回家吧！”这一幕，恰好被刚刚进门的妈妈看见，妈妈放下手中的行李和雨伞，跑去抱孩子。宝宝却挣脱开妈妈的手臂，执拗地抱着电话，哭喊着让妈妈回家。刚结束科研实验任务返家的妈妈质问孩子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爸爸无奈地说，“孩子一年多了没见过你，每次都是在电话里跟你说话，她以为电话机就是妈妈。”这个妈妈，是某部科研所的干部，常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山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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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未必都是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但是他们不乏英雄人格和英雄气质。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中华民族公而忘私的美德，蕴含着中国军人坚忍不拔的毅力，体现了中国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他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