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的强音，常常在最黑暗时震烁；文化的震颤，也常常在最危险时产生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屠杀了无数国人的生命，摧毁了中华儿女的家园，却永远无法撼动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抗战文化在忠实履行着反映现实、鼓舞民心、激励军心的特殊职责中，以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化成果，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夺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支撑。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文化界的灵与肉都受到了空前的震荡。在艰难困厄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主动或被迫走出了象牙塔、亭子间，或者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或者卷入逃亡流浪的人群之中，一面苟全性命于乱世，一面从事国民教育事业，以唤起更广大民众的自觉。这支文化大军的主力，已经无暇享受闲情逸致，而是时刻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并为之呐喊。
最早感受到国破家亡苦痛的东北青年，怀着满腔悲愤创造出一系列优秀的文化成果。“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一首《松花江上》，集中反映了山河沦陷的痛楚，更饱含亿万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广为流传的街头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激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和义愤。国民党编印的《中国历代贤豪传》，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王敬的《中国名将传》，以及郭沫若的《虎符》、吴祖光的《正气歌》等史书史剧，点亮了无数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救亡使命感。在抗战文化的感召下，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热切期盼，冲破重重屏障，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想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占优势的敌人，必须更加充分地发挥文艺这一激励人民、发动大众的有力武器。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文化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倡导下，建立并形成了共赴国难、一致对外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集聚了当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英。各类抗战文艺团体组织不同类型的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和剧团，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兵营、战壕、原野，使这些地方成了激励战斗意志的一线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成为武装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硝烟中、战火中，国统区、沦陷区、敌后根据地，到处都兴起了抗战文化的热潮，激荡着全民抗日的呐喊与怒吼，回荡着英勇杀敌的血性与豪情。
只有在文化上觉醒的大众才是更有力量的大众。文化教育落后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深刻根源之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失，108所高校中，80%以上被炮火毁坏，国民教育处境维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造就更多的抗战人才和民众，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共急需“许多最好的干部”，也急需千百万群众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除了建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等军事院校发展干部教育外，还通过开办识字组、识字班、读报组、半日学校、冬学等，大力发展扫盲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在解放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盛景象：村村都建有文化组织救亡室、农民剧团、扫盲学校等，使成千上万世代受压迫而与教育无缘的农村成年男女告别文盲。《解放日报》社论当时这样写道：“有些人曾认为在战争中，不可能有任何文化运动，战争来了，文化只有退位，只有逃亡。但是，今天的事实却告诉我们，包容着广大人民的冬学运动恰恰就展开在战火最炽烈、战斗最残酷的地区……”
回望这段深重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体精神气象和中国抗战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所得到的是一幅悲壮与凄怆、苦难与辉煌、觉悟与沉沦相互交织的斑斓图像。大动荡的时代刺激了抗战文化的崛起。无论是学术思潮，还是文化运动；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国民教育；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民俗习惯，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血火的熔铸，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血性之勇，彰显出民族之志，也升华了革命之理想，复兴之图腾。就像郭沫若说的，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