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一样的
以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以“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为界，来划分历史时期或阶段，这是列宁划分世界近代史时期的重要方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原理。我们从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实际出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其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由此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此后，中国社会又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形态，其主要矛盾又变成了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看来，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一样的，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对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的加深与扩大，而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有所变化。因此，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既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客观实际，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历史时期标准的科学理论。
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以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没有实行抗日为由，把抗日战争的起点定为七七事变，这是值得商榷的。就抗日战争的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由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我们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能以国民党政府是否主张参加抗战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由局部侵华演变成全面侵华的过程。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1933年1月进攻热河；1934-1935年制造张北、察东和河北事件，进而蚕食华北、分离内蒙，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等等，最后制定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扩大增设在平津地区的驻屯军，准备随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由局部地区抗战逐渐发展到全国性抗战的历史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违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如马占山部在黑龙江的江桥抗战；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击日军侵略锦州；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地区袭击日军，他们的抗日行动促进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也为中国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的群众基础。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由原来的8个小游击队发展到11个抗日联军，共4.5万余人，从而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骨干力量。
如果不以九一八事变作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就等于自己抹煞此后6年东北民众、部分爱国官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十九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从事的抵抗日军侵略的英勇斗争。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原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