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一部小说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陈新民说，这些变化，与八路军建设新民主主义晋察冀边区有关，与一本小说有关，也与边区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有关。
晋察冀边区政府1938年1月成立以后，于1939年1月发出了《关于选举的指示信》，在随后进行的村干部选举中，唐县选出正、副女村长28名；阜平县选出正、副女村长35名；平山县选出女村长1名；灵寿县选出正、副女村长3名；涞源县选出正、副女村长18名；正定县选出正、副女村长8名;新乐县选出正、副女村长31名。
这些正、副女村长，既有在农村素有威望的中老年妇女，也有许多在抗日支前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女性。大批女性走上基层领导岗位，在这些地区是亘古未有之事，极大地冲击了传统价值观，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1941年，晋察冀边区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又公布了新的《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确立了以个人自愿为婚姻成立的原则，即婚姻缔结自由。
《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第一章总则中规定，男女婚姻须双方自主、自愿，对强迫包办等恶习一律废止。“任何人不得强迫，禁止奶婚、童养媳、早婚及买卖婚姻”；“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重婚、纳妾、蓄婢及类似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之各种婚姻”。
除了对结婚有若干要求和限制，《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还对离婚作了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有“充当汉奸者”“重婚者”“与他人通奸者”“虐待压迫或恶意遗弃他方者”“刑事拘留三年以上者”“图谋陷害他方者”凡有各款情形之一者，即可单方离婚。
为了保障离婚后的妇女不至于陷入生活困境，《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还规定：妻方无过失因判离婚而生活陷于困难者，夫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对方相当赡养费；离婚后，子女抚养教育之负担，在女方未与他人结婚前，夫方仍应给予抚养教育费之全部或一部。在女方怀孕及生育期间，男方不得离婚。具有离婚条件者，亦须于分娩满3个月后，始得提出。
如上政策，对保障妇女的权益，提高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都是相当有利的。
1943年，乡土作家赵树理以一件真事为原型而写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经杨献珍把书稿递交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审阅，彭总读后非常喜欢，特意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批示新华书店予以出版。
在小说里，小二黑是个抗日青年：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女主角小芹则是一个美丽善良有着进步思想、反对包办婚姻的农村青年，当母亲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一个旧军官做续弦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
赵树理借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身份，直接宣传自由恋爱思想。在小说里，小二黑爱上了小芹，面对家长的阻拦，小二黑说：“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
据学者研究，从一些收藏家收集到的山西地区婚书来看，从清末到民国，童养媳、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租婚”现象：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
《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的颁布，并没有立即在当地民众中产生深刻影响，以《小二黑结婚》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包办婚姻、娶童养媳甚至一夫多妻的现象仍然存在。
以《小二黑结婚》所铺陈的细节来看，也有媒人介绍小二黑和小芹，替他们撮合，但“二诸葛（小二黑的父亲）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小芹的母亲）的声名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然而，旧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与晋察冀边区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格格不入，赵树理通过小说人物之口，把边区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婚姻观明白无误地向边区人民告知：当两家人因为小二黑和小芹的婚姻纠纷而闹到区长那里的时候，小说作了如是生动的描写——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的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学者王艾甫说，以共产党在根据地各村的俱乐部、小学和农民学校为依托，这本小说在农村广泛流传，甚至于“有学校的地方就有这本书”。王艾甫认为，很难估量《小二黑结婚》在移风易俗上所起到的作用。
《小二黑结婚》出版后，不仅在内地引起阅读热潮，而且在香港也很受欢迎。当年由香港华夏书店出版的《小二黑结婚》一经出版便购者如云，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推出了由作家毕来改编的快板书《小二黑结婚》。香港南方学院南方剧社还在香港孔圣堂、红孩儿剧场公演了话剧《小二黑结婚》，一时间观众如云、座无虚席。正在香港的郭沫若夫妇、章乃器夫妇、邓初民夫妇都前往观看。香港民众正是从《小二黑结婚》等相关作品中了解了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主张，看到了边区人民思想观念和婚姻观念的变化，看到了争取自由的小二黑、小芹等边区新青年的全新生活。
《小二黑结婚》也使赵树理一举成名，许多国际友人慕名前去采访他。1947年，在河北武安县一个小山村，美国记者贝尔登采访了赵树理，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是赵树理最出名了。”
在晋察冀边区，因为婚姻条例的保护，大量的青年男女冲破了包办婚姻的束缚，谈起了自由恋爱。另外，抗日支前活动和其他抗日聚会，也为当地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在一起接触的机会。
作家孙犁在他的反映晋察冀抗日生活的小说《婚姻》中，对这样的情况作了细腻真实的描述：
“自从八路军来， 如意也参加了妇女自卫队，还当了几天指导员，从小和宝年一块长大，现在又常在一块开会上区，接近就更多了。女孩子们不愿在家里抱柴烧火、洗锅刷锅，愿意在外边开会。她们的会，总是一开就开到夜深，灯碗里的油烧干了，还要在黑影里玩一会， 才宣布散会回家，说定明天早来。”
八路军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力的做法也获得了广大妇女对抗战的支持，在华北抗日各根据地，有大量的妇女自卫队，她们在配合部队打击敌人、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据统计，晋察冀边区仅在1939年，妇女自卫队就发展到了30余万人。
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妇女抗日救国会，她们积极宣传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因为她们是当地人，对当地民众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她们不但自己生产支前，还鼓励动员男人参军参战。
学者徐进认为：抗战前，她们或许是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但战争让她们走出了家门，战争让她们把“国”的事情当作“家”的事情。因为战争，这些女子走出了家庭，为社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通过参与抗战救亡，中国女性真正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业，开始将‘小我’和‘大我’结合起来，通过寻求全民族解放来实现个人解放。”徐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