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神药”复方党参片
在诗人与画家的笔下，高山总是和雄鹰联系在一起的。在险峻、缺氧的高原，女性能够展翅腾飞吗？女科学家彭洪福出类拔萃的事迹，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当国外的高原反应症医药专家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效甚微的时候，她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她和她的同事们共同研制的复方党参片被称为“高山神药”。彭洪福的名字，像春风般在高原上飞翔。我们都知道，从事高原病的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尤其在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时期。就说生活条件吧，由于青菜、水果容易冻坏或腐烂，常年吃干菜。在没有高压锅前，水80度就沸腾，饭煮不熟，只好半生不熟将就着。住的是“地窨子”，地下潮湿，不断渗水。没有电，日夜点蜡烛。最令人担心的是山陡路滑，司机稍一不慎就有翻下山涧的危险。
1965年，为了防治高原反应，彭洪福和她的科研伙伴们来到某高原哨卡进行试验。
五排战士中，一排吃苹果，一排吃酸性合剂，一排吃复合维生素，一排身体锻炼，一排作为对照组。这五排战士，行军6天，结果证明，吃苹果的这一排人，无反应率最高，重度反应率最低。苹果的效果虽好，但距离预防和治疗高山反应的目标，仍是很远。
彭洪福没有学过中医药，但她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找到了30个方子和5种中成药。逐一进行了动物试验，她发现以党参和黄芪为主的方剂疗效最为显著。 1971年至1976年，为了预防高原病，彭洪福带着研究室的同志们来到青藏和南疆进行了多次试验。
数据是科学，但实践更具有雄辩性。驻守高原的指战员们，通过服用复方党参片，防治了折磨人的高山反应。他们欢腾欣喜和激动之情，与那些冷静、严肃的科学数据互相辉映。1978年，复方党参片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烈火闪耀唐古拉山
吕永达教授是我国长期开展高原医学研究的一位老专家，三十多年里，他参加了康藏公路、青藏铁路、青藏输油管线的建设，多次护送新兵返回高原腹地。
高原，酷寒缺氧。喀喇昆仑山上，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阴云密布。狂风骤起，沙飞石走。唐古拉山的夜晚，群山漆黑，怪石狰狞，其形如张牙舞爪的鬼怪，而那无休无止的阴风，犹如鬼哭狼嚎。吕永达在高山行军中，不仅要克服缺氧的痛苦，而且要对战士进行脉搏、血压等各种数据的测试。深夜，战士进入梦乡，而他却要在这个帐篷走进那个帐篷，观察战士身体状况的变化——因为肺水肿、昏迷、失能这些病状常常在深夜发生。
1970年8月，吕永达教授刚从喀喇昆仑山回来，身体的巨大消耗尚未得到补充，就于10月份奔赴青藏高原。在他护送假期结束的返藏干部到达安多，返回唐古拉山的路上，汽车水箱漏了，车抛锚了。
冬天的唐古拉山，夜幕沉沉，风雪交加，前无兵站，后无行车，气温急剧下降，水箱的最后一点余温也已散尽。作为生理学家的吕永达，自然知道人对严寒的耐受限度。他想，一个科学家，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一种奉献，无可遗憾，只可惜的是，许多事情还要去做，这样匆忙的逝去，实在太早了。
大难不死。当他和司机的生命濒临危险的边缘时，忽然，另一辆兵车开到这里。而这辆兵车上满满装着一车木柴。木柴，救命的木柴，你来得太适时了。这一夜，他和两位司机，一边劈柴，一边烤火，烤了前边，冻僵后面，烤了后面，又冻僵前面。熊熊大烈火，照亮了一张张坚毅而勇敢的面孔。
那一次，吕永达护送新兵进藏，刚过当年文成公主进藏途中梳妆过的纳赤台，椎间盘脱出的毛病复发了，浑身疼痛难忍，额上沁出汗珠。有人提议，把吕教授送回格尔木。
如果回去，不仅进藏新兵的安全受到影响，科研计划也要被打乱。
“不！就是爬，我也要爬到上唐古拉山！”吕永达斩钉截铁地下了决心。
这一天，他咬着牙，赶到了沱沱河。当然，他像以往一样，挺起腰来，到各个连队巡回检查。看到吕教授拄着棍子踉跄而来的情景，战士眼里饱含了泪花。他们激动地说：“看到你在我们身边，心里踏实多了！”
当年，吕永达教授所领导的高原研究室，也是个战斗的集体。王佩纲面对垂危的病人，以口排痰；刘昭荣排开雪障，把战士带出山口；女教授彭洪福九上高原，到达了南疆北疆，前藏后藏。他们几十次执行护送任务，不仅没有发生一例死亡事故，而且积累下大量数据，提出了高山反应的生理学评价指标、耐缺氧锻炼方案，研制出防治高山病的一批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