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火地下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热潮，而国民党反动派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南方加紧“围剿”红色根据地，在北方进一步加大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加上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的活动遇到极大困难，发展党团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在1933年的一年里，又遭到了两次大破坏。1933年秋，保属特委因叛徒出卖连续遭到五次破坏。特委委员陆治国（原籍安平县）和吴立人（原籍河北行唐县）转移到安平县，以陆治国的家为秘密联络站，在安平一带坚持领导民众开展对敌斗争。1935年1月，吴立人与弓仲韬取得联系，并拿出20块大洋，帮助安平县委和台城村党支部开展工作。弓仲韬和小女儿弓乃如在吴立人直接领导下，舍生忘死，为恢复和发展安平、饶阳等县的组织和工作四处奔波。考虑到特委中的叛徒认识弓仲韬，决定让他暂时隐蔽，通过弓乃如进行联络。在此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日益残酷，白色恐怖笼罩冀中。到1935年底，包括安平、深泽在内的许多县的党组织找不到上级组织，党的一些活动处于停滞。目标较大的主要负责人因被叛徒熟知，大多隐蔽起来，待机而动。许多党员不甘屈服，想方设法以各种身份为掩护坚持斗争，革命的烈火在地下涌动。
1937年“七 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节节败退。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勇敢地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抗战的责任，果断地组织一批在延安抗大学习的红军干部提前进入即将沦陷的河北、山西等地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把华北抗日根据地作为“扫荡”的重点。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抗战战略部署，1938年冬，中央又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这年11月下旬起，有关部队陆续出动，其中，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进入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事实证明，敌后战场成了抗日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成了抗战的中流砥柱。1941年至1942年，日寇对我根据地连续残酷“扫荡”，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弹。仅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一大扫荡”，就捕杀群众5万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年正在抗大二期学习的蠡县籍红军团长孟庆山被派往冀中，着手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10月来到安平。由于安平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好，几天的时间就组建了抗日武装两个连共200多人。10月5日，国民党的安平县长携家属、亲信南逃，其政权土崩瓦解，抗日人民自卫军一团团长赵承金率领部队进驻安平。虽然当时共产党仍处于秘密状态，但共产党员起主要作用的各界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形势大为改观。
遗憾的是，弓仲韬父女没能亲历这些情景。这年8月，弓仲韬有两个月得不到上级的音信，十分不安，他和女儿下定决心奔赴陕北找党。离开了他用生命创建的台城村和安平县党组织，离开了他和亲人、战友洒下血和泪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