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没有发现，就成不了好记者；没有联想，就成不了大记者。不善于思考的人，不适合做记者。
记者：通常情况下，每个时代都应该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但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新闻快餐化趋势，无疑使传媒的主流传播和经典写作受到了挑战。那么，在当代新闻语境下，如何才能打造出精品力作、创造出为这个时代受众所接受所欢迎乃至被历史所铭记的经典作品？
贾永：美国著名记者奥尔曼有这样一段名言：真实客观的新闻不仅要准确记录下事实，而且要准确表达出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当时令人信服，而且足以接受时间的考验。10年、20年、50年后，这些新闻报道仍然能为有关事件提供真实而睿智的镜鉴。
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确有许多的新闻报道，连同它们所报道的事实，常常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但是，也总有一些新闻作品仿佛皇冠上的宝石，虽久历风雨，依然闪烁着璀璨的光泽。
每个时代都有记录那个时代的经典。当我们追忆小平同志离去的那段悲痛的日子，自然会想到新华社的《在大海中永生》；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辛，我们会从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经济日报的《醒来，铜陵！》中找到生动的注脚。
纵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经典新闻作品或者精品力作下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所谓精品力作，应该是质量上乘、独创性强、影响深远的新闻作品。它至少包含三重要素：一是作者付出辛勤劳动，二是作品质量上乘，三是社会影响广泛深远。分析中外新闻史上的名篇佳作，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具备以下三个或至少具备其中一个鲜明特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个人认为，一名记者如果有采写精品力作的追求，至少应当从这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发现力，没有发现，就成不了好记者；二是联想力，没有联想，就成不了大记者；三是思考力，没有思考，既成不了好记者，更成不了大记者。当然，与发现相比，这种思考与联想更加艰苦。但一旦有了属于自己的发现又有了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联想，你肯定会写出不一样的作品来。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同志有一本专著就叫《记者的发现力》。我到高校讲课讲得最多的就是“新闻方法论”。一旦掌握了这种方法论，我们也就到了“自由王国”。这些年，网络的便利使很多记者在从业之初就忽视了采访的重要性，打个电话就算采访了，甚至靠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写稿子。可以说，这样的记者绝不会是优秀记者。
贾永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嫦娥”发射现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习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我想，文艺工作者如此，新闻工作者更是如此。
我有一种观点，新媒时代，一方面降低了从业门槛，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从业门槛，这看似“二律背反”，其实是真实的存在。现在拥有公众号的自媒体人众多，其中最优秀的还是从传统媒体真正转型过来的那一批。这一点，我同意腾讯网前总编辑王永志的观点，那就是“泛媒体人永生”。我和几位同事也办了一个公众号——第一军情，2016年5月23日上线运行，在今日头条平台已经拥有900多万粉丝，总阅读量将近40亿。说实在的，办新媒体不容易，但也很刺激。因为它不像传统媒体那样，传播效果由单方面评判来决定。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如何，完全是网民说了算，直接就通过大数据表现出来。这给传播者带来了压力，当然也是一种动力。在新媒体环境下，渠道已经不属于媒体和媒体人了。这就好比超市，房子已经由网络商搭建好了，媒体和媒体人只不过像商品供应商一样，把新闻、把评论，把其他的新闻产品放在人家的货架上。虽然我们对渠道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把产品做得更好。我有一种判断，在新媒体传播平台上最活跃的，依然是在传统媒体时代优秀且能够彻底转型的那批人。我们的优势就是调查力和判断力。个人认为，深度报道永远不会消失，因为人们永远需要了解真相。新媒体的碎片化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碎片化不仅同样需要深度报道、而且也能够实现深度传播。当然，深度报道也需要适应碎片化的传播要求和阅读方式。同时，真正给深度报道或者说给传统媒体带来挑战的，正是我们自己。社会转型期，甘于做深度调查的记者越来越少，善于炒作和运作的记者却越来越多，有的甚至为了蝇头小利而忘记了基本的职业追求和职业道德。比如，中国农村这些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好的方面，自然也有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方面。我们正处在一个深度变革的时代，但是我们不仅没有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种文学作品，连柳青当年的《创业史》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作品也几乎没有了。因为我们的作家已经很难像当年柳青那样在农村一待就是几十年，也很难做到像路遥那样用生命来写作。倒是一位河南籍的文学女博士梁鸿，蹲在她的家乡做课题，写出了真实记录当今农村的《中国在梁庄》，入选“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引起广泛关注。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当时是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我反复要求我们的记者去记录灾区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一直认为，新媒体不过是一个变量而已，今天我们有网络，有移动端，过不了几年肯定还会有新的载体、新的平台和新的渠道。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变化速度更快了。一家媒体或一种传播形式会淘汰，但真正的深度报道和真正的媒体人是不会被淘汰的，关键是你和你的报道得足够优秀。我们最初看到记者出身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夺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感到吃惊，噢，这样一种作品也能获诺奖。但我们想过没有，她在采访方面下过多少功夫，我们做得到吗？或者说，我们想过这样去采访吗？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几家主要媒体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农村记者，正是他们用劳动和创造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去年，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的同学采访我。我告诉他们，河南是农业大省，河南农村也是最能够代表当今中国农村的农村。信阳市的固始县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打工的，前几年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市场。所以，富士康到河南办厂的时候，招工都困难，因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那么，我们的记者真实地记录过这些打工者的生活吗？我一直主张有抱负的记者去当一名真正的农村记者，记录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之大变局。但很遗憾，至今应者少之又少。我希望，在未来岁月里，郑州大学新闻学院能够出优秀的农村记者。我敢说，一旦真正地深入下去，农村记者将来肯定会像今天的老中医和考古专家一样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