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村长”成了金名片
注重质量，确保成效
为助力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东西部省份建立协作机制，组织专车接送务工人员，确保其安全有序返岗复工。图为在四川省蓬溪县，前往广东东莞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在登上返岗专车前登记乘车信息。刘昌松 摄
西部地区一直被视为我国的战略大后方，特别在近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战略地位体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立足资源禀赋，配合国家顶层战略规划，先后完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重要的跨区域资源调配工程，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在国家区域发展大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突出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不仅要看出了多少钱、派了多少人、给了多少支持，更要看脱贫的实际成效。”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强调，“西部地区是脱贫攻坚的责任主体，也要纳入考核范围。”
为此，2018年首次签订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书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责任书，组织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进一步压实帮扶责任。
近年来，辽宁省大连市严格落实协作框架协议和“一企一策”制度，聚焦纺织、新材料、新型能源化工等七大新型产业板块，大力引导优强企业入驻落户贵州六盘水。2019年，两地促成落地企业（项目）13个，安排资金21亿元，带动贫困人口3378人就业。
浙江省杭州市则在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上积极创新。其中，由东部企业家担任西部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做法，已成为他们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一张“金名片”。目前，杭州已有370多家企业与湖北恩施州和贵州黔东南州的640个贫困村结对，100多名企业家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接过了贫困村“名誉村长”聘书。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也是确保工作成效的重要抓手。北京市与对口帮扶地区联合印发《北京市与五省区纪检监察机关协同推进扶贫协作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机制》，建立日常监督监察协作配合机制；天津市纪委监委出台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加强联合监督的实施意见，重点发现和查处援派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履职不力，以及假脱贫、假摘帽等问题。
“推车上坡”共同发力
深度交融，自主发展
“以前，常有村民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是贫困户？’‘为什么不能吃低保？’现在，大家都是变着法儿地琢磨赚钱的好点子。”说起近年来的变化，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华格深有感触。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大棋局下，北京某旅游公司帮助部分村民把自家小院改成乡村民宿，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据统计，近一年间，骆驼湾村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如今，该村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回乡创业。
有人将扶贫协作生动地比喻为“推车上坡”，不仅需要推车的人发力，还需要蹬车的人使劲。在长期协作中，如何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从简单的资源输送转为推动深度交融，东西部地区共同努力探寻答案。
四川省万源市集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山区为一体，是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的对口帮扶市。近年来，普陀区通过对口培训、定向招聘等方式，每年从万源市吸引一定数量的适龄贫困户从事海员工作。同时，万源市没有借“供应侧”之利坐享其成，主动出台配套政策，为稳定务工的贫困户给予交通补贴和生活补助，提高劳务输出脱贫的组织化程度。
2015年起，浙江省义乌市对口帮扶四川省汶川县，将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的“电商模式”带入深山。初尝到甜头，汶川县积极行动起来，借助义乌成熟的资源和技术将电商行业做大做深。他们先后在当地12个乡镇建立10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打通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帮助大山深处的农特产品走出去。同时，成立电商学院，扩大电商人才培养规模，着力打造电商集群，让千家万户“触网生金”。
除了深化产业合作、培育产业高地外，不少西部地区还通过党建扶贫激发脱贫动力。宁夏固原市深化农村党建“三大三强”行动和“两个带头人”工程，累计培育致富带头人6716名，从中择优1550名进入村“两委”班子；甘肃省临夏市与福建厦门、陕西延安合作，举办扶贫干部培训班，邀请浙江大学专家开展社会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持续强化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能力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