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有光
■徐正轩
我的父亲曾在新疆当兵。在遥远的边防，他一待就是几十年。印象里，每次父亲打电话回来，母亲拿起话筒的一瞬间，整个人都变得温柔，声音像春天潺潺的溪水一样好听。有时候她听着话筒那头的声音，听着听着就不说话了，眼睛渐渐湿润了。
我那时候年纪小，母亲打电话时我就常常趴在旁边仰着脸看她，觉得她的样子真好看，比平时更好看。后来我长大了，学会了一个更准确的词来形容，叫“深情”。
母亲是我们县城服装厂的工人，最爱扎着一对又粗又长的麻花辫，辫梢上总是系着漂亮的头绳。那些头绳，是父亲寄回来的。
家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个包裹，用黄色底子、粉色小花的布袋裹着。母亲可不舍得撕破那个布袋，于是，每次拆包裹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包裹里装着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有彩色的头绳、各色缠在一起的丝线，有绣着小花的方围巾，还有雕花的手镯。有一回，父亲还寄来了一顶小花帽。帽子上缀满了珠子，鲜艳得像开在戈壁上的花。
有一次，母亲收到包裹后，把里面一条玫红色的围巾拿出来，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站在镜子前欣赏了很久，转过身来问我：“好看吗？”我使劲点头。她笑了，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一整天，她的脸上都挂着笑容。
这些礼物，都是父亲在休息日骑着旧自行车，赶了几十里路去当地镇上的集市，一家一家摊位挑出来的。
后来，家里条件好了，我们搬了新家。母亲专门买了一个带玻璃门的装饰柜。柜子里摆着父亲的几枚奖章，还有他寄回来的一些礼物。
有一次我问母亲：“妈，爸在边防那么苦，你一个人带着我也苦，你不觉得亏吗？”
“你爸守的是国门，”母亲认真地说，“他守住了，我们才能安安心心地过日子。他吃过的苦，我心里都清楚。我吃过的苦，他心里也清楚。我们谁都不说亏，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虽然他回不来，可他的心，时刻惦记着咱这个小家呢。”
再后来，我长大成了家。我的爱人有个小名叫“铁蛋儿”，是我公公起的。
铁蛋儿是我从小到大的邻居，我俩同岁。他父亲曾在海军舰艇部队服役，经常出海，一去就是大半年。铁蛋儿的母亲和我母亲是厂里的同事，关系好得像亲姐妹。
小时候的铁蛋儿没个正形，每次见面不是揪我辫子，就是拿虫子吓唬我。我气不过，转身就跑去找他母亲告状。
铁蛋儿的母亲性格爽利，一听这事，二话不说抄起笤帚就要揍他，嘴里骂着：“你个浑小子，再欺负人，看我不把你屁股打开花！”铁蛋儿一边跑一边回头朝我做鬼脸。
那时候，铁蛋儿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他父亲穿着笔挺的海军军装站在甲板上，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别提多英俊了。
有一次我从铁蛋儿家回来，进门就拉着母亲的手说：“妈，铁蛋儿他爸多神气啊！为啥我爸的照片就没那么好看。能不能让我爸也去舰艇上？”
母亲听完，认真地看着我说：“你爸不能去舰艇，他守的是高原。”
“高原上风沙大，一年四季刮个不停，吹在脸上跟刀子割一样疼。到了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泼出去的水还没落地就结成冰。你爸他们巡逻的时候，要走几十公里的路，雪没过膝盖，呵出来的气在眉毛上都能结成霜。可是高原上有咱们的国境线，有界碑。你爸守着界碑，守的就是祖国。”
“铁蛋儿他爸在海上也常遇到风浪，也有靠不了岸的时候。军人呐，不管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不管守在哪里，都是在替咱们扛着天。”母亲说着，我听着，尽管那时的我还并不完全明白母亲的话。
长大后，我和铁蛋儿走到了一起。铁蛋儿也穿上了军装。就这样，我和母亲、婆婆一样，也成了一名军嫂。
结婚那天，铁蛋儿穿着军装来接我。看着他的样子，我忽然想起曾经那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满院子跑着淘气的铁蛋儿，如今也成了一名能担重任的军人。
我的父亲和公公退休后，都回到了家乡。我们两家人住得近，逢年过节就聚在一起，饭桌上热闹极了。父亲总是讲高原，讲风雪夜里的巡逻，讲他当年怎么在暴风雪里摸到界碑。每次讲到这里，母亲就轻轻拍他一下：“行了行了，多吃点菜吧。”公公也哈哈笑起来，开始讲他的故事。讲舰艇遇到风浪，战友们晕船晕得胆汁都吐出来了，依然坚守岗位；讲护航，讲靠岸的时候，别的国家的军人朝他们竖大拇指。那种骄傲，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爱人也参与谈话，讲的是部队的新装备、新变化，讲如今的训练条件比以前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光我在父亲的眼睛里见过，在公公的眼睛里也见过。那是属于军人的光。
作为军人的女儿，又作为军人的妻子，常有人说这得吃不少苦。我不否认，但我也觉得光荣。
我常常想，什么是家？家不仅是一个房子，或一张饭桌，而是即便不能天天见面，即使隔着千山万水，心也从不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