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支前的伟大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支前民工动员
■周 一
在抗美援朝战场执行运输任务的支前大车队。作者供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缓解作战部队战勤保障压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我国以东北地区为主、其他各大行政区为辅，先后征调数十万民工奔赴朝鲜执行支前任务。这些支前民工帮助志愿军部队运输物资、抢运伤员、抢修路桥，有力保障了前线作战需求，为志愿军战勤保障工作立下汗马功劳，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支援前线作战的一次伟大实践。
行政体制激活动员潜能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领导建立起党、政、军“三位一体”的行政运行体制，形成了党委、行政区、军区相互嵌合的机关领导与工作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权初建阶段面临的执政压力，在推进重大任务时能够快速凝聚强大合力。以承担重点支前任务的东北地区为例，各项民工支前的动员筹备工作均由东北局全面统筹领导，在接到部队提出的需求后，东北局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情况研判、任务拆解、指示下达，并全程督促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检查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情况的国防会议上，就空军的机场建设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受领任务后迅速行动，责成各省级党委、省政府承接落实任务，分头动员民工支援机场建设。1950年9月27日，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下达通知，抽调永吉、九台、伊通、双阳、舒兰、榆树、汪清、珲春、安图、蛟河、敦化、德惠、磐石等10余个县共计1万名民工，要求携带大车和各类土工作业器材数千件及必要的粮食、草料等，在10月5日之前抵达预定地点展开工作。
从中央作出决策部署，到基层单位动工落实，前后仅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行政命令传达之迅捷、各级政府响应之迅速、工作任务安排之缜密，无不彰显出当时行政体制的高效性，这正是支前民工能够快速完成动员的重要制度基础。
在这套完备高效的行政体制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性的支前民工动员工作开展总体比较顺利。仅吉林省一地，从1950年到1953年7月战争结束，动员民工总量就超过140万人次，其中有5万余人直接赴朝执行任务。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动员普通民工支援外，各地还重点征调医务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铁路职工、火车司机、汽车司机等专业技术力量。比如，山西省根据任务需求下发《关于组织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或医疗队的通知》，先后组织2批共23人赴朝承担医疗任务；在近3年的战争期间，还分批组织1424名铁路职工赴朝参与保障工作。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步调一致、统筹协调、长短互补的体制优势，成功实现从全国各地普遍动员支前力量，到汇聚形成抗美援朝战场强大合力的目标。
思想发动塑造情感认同
支前民工的主要来源是广大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多数群众刚刚摆脱连年战火，对再次投身战争的思想认识并不统一。东北地区紧邻朝鲜战场，遭受美军空袭袭扰破坏最多，这激起了东北边境居民乃至全东北人民对美军侵略行径的普遍愤慨与反抗情绪，不断有群众自发举行签名、抗议活动，公开控诉美军的侵略恶行。
在距离朝鲜战场较远的广大关内腹地，普通群众对战争的态度，和东北地区存在一定差别。这一方面是因为信息传递不畅，不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足够了解；另一方面，也和当时国内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多数百姓还在为解决温饱发愁，很难对国境之外的战争行动投入高度关注。
上下同欲者胜。如果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深处认同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支前民工的动员工作必然会面临极大阻碍。因此，必须向人民群众讲清楚抗美援朝战争的核心目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群众参与支前任务的重大意义，以及放任美帝国主义侵略会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此争取最广泛的群众认同，凝聚起拥护支持支前行动的社会共识，营造支前动员的积极舆论氛围。
志愿军入朝参战不久，中共中央就专门下发宣传指示，要求重点围绕美国侵朝的侵略事实、中朝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等内容开展全民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树立对侵略者的鲜明反对立场。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对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同仇敌忾，为进一步开展支前动员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
扎实行动促进工作落实
统一思想认识之后，支前民工动员工作进入到实质性的组织编组、队伍建设和任务执行阶段。支前民工不同于普通劳务人员，既要直面枪林弹雨的战场环境，又要保质保量完成和作战紧密相关的各类保障任务，客观上要求队伍具备合理的组织架构、配强合格的带队骨干。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我党我军积累了丰富的支前民工组织经验，而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参加支前活动，以实际行动对支前民工进行行动动员的做法，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
在组织架构方面，通常以县编为大队、区编为中队、村编为小队，人员规模基本对应作战部队的“营、连、排”建制，这种编组模式既方便任务分配与受领，也便于支前工作的统筹组织。此外，这种依托本土同乡关系的动员方式，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东北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抽调编组的台安大队、彰武大队、新民大队、桓仁支队等，实际开展工作时，民工很容易受同乡行动的带动，凝聚力更强。
在带队骨干配置方面，通常由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一般由县政府的科长担任大队长、区长或区委担任中队长，同时配套设置教导员、指导员等政工人员。这种安排一方面能让地方领导以自身实际行动教育、带动群众参与支前，另一方面也能在民工远离原行政区域和原有组织的情况下，持续强化对支前队伍的领导与管理。
为调动赴朝支前民工的工作积极性，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制定出台配套保障政策，以实际举措做好民工保障，既稳定了支前队伍的情绪，也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在薪酬待遇层面，各地区基本都能依照法规政策向支前民工足额发放报酬，同时在日常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1951年1月14日，尽管前线粮食物资供给十分紧张，总后勤部仍在部务会议上明确规定：支前民工的粮食供给标准，在部队现有标准基础上再增加4两。在第一次兵站工作会议上，多个大站、分站的负责同志也都明确提出，要同等对待支前民工，重点做好民工的生活保障工作。
除结合国内群众运动开展动员外，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还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针对支前民工组织开展立功运动，以荣誉激励的方式对民工队伍进行再动员、再发动。1950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立功运动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条例明确对作风模范、任务完成出色、爱护物资与伤员的突出个人记功表彰。在立功运动的动员感召下，广大支前民工不怕牺牲、甘于奉献，整体工作成效得到大幅提升。到上甘岭战役阶段，作战部队进一步细化了立功标准，明确“背送5名伤员即可立功”，极大激发民工的工作热情，显著提高了火线运输的保障效率。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统计，仅东北地区就累计动员支前民工60余万人，全国支前人员总规模在百万以上，这支力量活跃在志愿军战勤保障的各条战线。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支前行动，让人民战争思想再次经受了实践检验，是党领导全国军民共同战胜强敌的重要支撑与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