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任弼时的“三怕”
■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干部 陈 望
成长至今，你有没有怕过什么？驻守在任弼时同志的家乡，我从任弼时的成长足迹中，“听”到了他的回答——他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不怕“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但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越深入品读“三怕”，我越感到，这看似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实则暗含一名党员对权力的谨慎戒惧——那就是即使身居高位，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念头、没有身处“法外之地”的错觉，始终秉持不要享受而要奉献、不要放纵而要约束的自我要求。
1946年，任弼时的小女儿在延安仓库看中一个小本子，管理员顺手赠予。任弼时得知后立即责令归还，严肃告诫：“咱们不能搞特殊化。”1949年进京后，任弼时住处临街嘈杂，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给他安排了一处较为安静的房子，他却说：“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房管处要给他换新家具，他说旧的修修补补还能用。他还要求孩子们到大灶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经常询问夫人菜金是不是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用……如此种种，简直把“特殊化”当作天敌。
时至今日，每一名党员、军人，依旧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去年，我调任支队政治主官不久，接到一名老战友来电。他希望我“关照”一下他的亲属，我直言“不敢”。我想起任弼时面对妹妹为妹夫求职的请托，同样是拒绝：“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我们“怕”的，正是人情对制度的侵蚀、私谊对公义的消解。
与革命先辈相比，我们还会面对形式更加隐蔽的诱惑：一些企业以“联谊”“交流”为名频频邀约，言辞恳切，意在拉关系、走后门。为此，我们支队党委带头形成“三不赴约”共识，着力净化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看似限制了交往，实则是为权力运行修筑“防火墙”、系紧“安全绳”。
“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这是任弼时对子女的告诫，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铭刻于心的誓言。1948年，任弼时身患重病，却一直坚持工作，医生让他多卧床休息，他对医生说：“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
肩负的责任，让他“躺不住”，也让我们更敬畏——有一年，支队计划更新一批基层文化设施。在公开招标采购环节，有人建议简化流程，理由是“基层急需，不能等”。这种“为效率让路”的变通，看似合情，实则暗藏风险。我当即表态：“只怕速度慢，难道就不怕藏污纳垢？”最终，我坚持按规组建评审小组，严格公示采购需求，全程录像留痕，确保每一环节可追溯、可监督。
正是因为我们的一切待遇、职务、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因此每一个决策、每一次用权，都必须经过“公心”的严格过滤：在政策范围内，选择更审慎的方案；在人情与原则冲突时，坚决站在原则一边；在无人监督时，依然恪守纪律准绳，不能因“熟人”而放松标准、因“急事”而简化程序、因“方便”而突破底线。
一个人有所“怕”，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彭德怀“一怕言过其实，二怕出名，三怕老百姓骂娘”；杨善洲“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杨业功“就怕自己有触犯党纪的苗头自己不知道，别人不提醒”……工作中到底“怕”什么，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怕追责，更怕工作不负责；我怕出格，更怕能力不够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