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回国调研
1939年3月，擅长驾驶的新加坡华侨银行职员吴再春辞别父母妻子，跟随第三批南侨机工队回国效力。没想到，仅仅4个月后，吴再春竟然被冻死在自己的驾驶室里。
据侨务委员会和西南运输处等部门为吴再春竖立的纪念碑碑文记载，1939年7月16日，吴再春行驶到龙陵附近，汽车抛锚。这时天降大雨，气温骤降。吴再春怕车上物资丢失，寸步不离自己的汽车。直到战友路过才发现，衣着单薄的吴再春已经牺牲了。
南侨机工回国不到3个月，就发生这种恶性事件，简直骇人听闻。其实，自从第一批机工回国，“机工苦寒”就一直是南洋社会关注的问题。
在招募协定中明确规定，南洋总会负责机工的招募和路费，而西南运输处则要负责机工的“衣食住医”等。陈嘉庚在招募公告中特意提到：“南洋地居热带，衣服简单，庚以政府既有充分供给，遂亦未为机工置办棉衣”。
可是，当机工们到昆明训练所时却发现，西南运输处根本没为他们准备棉衣。1939年3月15日，槟城机工致函槟城筹赈分会，请求侨胞为他们捐赠可以御寒的棉衣和军毯，并颇可怜地表明：“物虽稍残破即可，只求有衣可以御寒。”
此后，南洋各地筹赈会纷纷接到机工们的求助信。很快，机工缺少棉衣挨冻受寒的消息就传到陈嘉庚耳中。4月底，他致函西南运输处，希望尽快解决昆明数千机工受冻的问题。
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炎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机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政府“能办到无不勉励”，倒是机工中“为非不逞之徒，故意淆乱分子，张大其词”。
对于张炎元的回信，陈嘉庚起初深信不疑。他认为，“机工程度不同，不可尽信”。当时，机工招募还在进行中，为了不影响招募工作，他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直到发生吴再春被冻死的恶性事件，陈嘉庚才感到事态严重。8月，他派刘牡丹偕同两位《南洋日报》的记者到国内考察机工真实的生存状况。
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南侨机工们恶劣的生活条件时刻震撼着他们。
一个月后，刘牡丹在给陈嘉庚的报告中写道：“（南洋机工）大半受寒冻，疾病且有死者，医院缺乏，缺乏宿舍，秽恶无人清理，卡车晚间不如宿民家，车坏无修具随车，荒山僻野，困守数日觅修无门。”
陈嘉庚看到刘牡丹的报告后心急如焚，立刻动员南洋华侨社会为机工们购买药品、胶鞋、棉衣和蚊帐。但是几个月后当他亲自到滇缅线考察时，发现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没送到机工手中。
1940年3月，陈嘉庚决定亲自去国内慰劳南侨机工。陪同他一起回国慰劳的庄明理回忆，在滇缅公路上，每次遇到道路转弯太急，路面太狭窄，或是凹凸不平之处，陈嘉庚都会下车查看，并一一记录下来。他还跟两位随行的工程师商议，全路应设七八个中途休息站，并在各休息站建立宿舍、食堂、停车场和修理站。
一行人经过一个小镇，听说一位机工被运输处关在“黑房”中已有3日。陈嘉庚亲自去探望，只见这位机工只穿了一件单衣，禁闭室内没有被褥，他只能睡在地板上。
陪同陈嘉庚一同考察的庄明理回忆，见此情景，陈嘉庚不禁落泪，立即拿出五十元给这名机工买衣服。陈嘉庚感慨地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
多年以后，蔡汉良告诉林少川，他曾被保山第二大队推选为代表当面向陈嘉庚汇报情况。蔡汉良告诉陈嘉庚，南侨总会向每个华侨机工赠送的蚊帐、毛毯、工作服等9件物品，被国民党贪官污吏克扣了，最后送到机工手上的只有两三件小东西，有的机工甚至一件东西也没领到。
到重庆后，陈嘉庚对国民党的腐败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了巴结他这位“大金主”，国民党当局专门拨了8万元，用作欢迎经费。面对大大小小的宴会，陈嘉庚阵阵心寒，没想到海外华侨捐出的血汗钱都被国民党后方的贪官污吏“吃”掉了。他当即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
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当蒋介石得知陈嘉庚离开重庆后还要去延安访问，颇不满意。他向陈嘉庚大骂共产党，并暗示他不要去延安。陈嘉庚不卑不亢地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
蒋介石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不便强行阻拦得罪这个“大财主”，只好阴阳怪气地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然而在延安的每一天都深深触动着陈嘉庚，他见识到了一个朝气蓬勃、上下同心的社会。后来陈嘉庚与国民党政权渐行渐远，正是始于这次考察中的所见所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