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散机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此后的半年，国际战局急转直下。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1月30日，日军占领马来亚全境；2月15日新加坡守军投降；3月9日，日军占领印尼群岛；4月下旬日军占领滇缅公路的起点缅北重镇腊戍，5月3日日军侵入云南境内的畹町；5月5日日军向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袭来。
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的脚步，中国军队唯一的方法只有炸掉惠通桥，切断滇缅公路。随车队从畹町撤往昆明的郑天赐和同伴见证了这惨烈的一幕。
5月5日上午，郑天赐一行从腊勐盘旋下山，临近惠通桥时，要炸桥阻敌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争相超车，有时几辆车挤在一起，进退两难。惠通桥上人拥车挤，走走停停。
9点钟，听说日军攻占了腊勐，要过桥的人流和车辆更是疯狂地往前挤。此时，一辆大车被日军炮弹击中，在路中间燃烧起来，通往惠通桥的公路更加拥堵了。郑天赐的车子在惠通桥以西几百米的地方停下，寸步难行。他看到桥头有两名中国士兵正一边往桥板上摆炸弹，一边调试手摇发电机接线，准备随时引爆。一名守桥士兵手持小旗，催促过桥的人们赶紧往桥对岸跑。
就在难民们疯狂地往桥上狂奔时，混在人流和车流中的日军便衣向人群中开枪。终于到了生死时刻，虽然中国军队想让尽量多的难民通过惠通桥，但是面对汹汹而来的日军，他们只得选择炸桥。
“轰隆”一声巨响，整座惠通桥坠入江中，桥上的汽车、难民全都掉入滚滚奔流的怒江之中。那一天，有多少人葬身怒江没人知道。
尚未来得及上桥的郑天赐和同伴亲眼目睹了这幕惨剧，他们顾不上悲痛，连忙离开驾驶室躲进了山林。
天黑以后，郑天赐和同伴趁夜色溜到自己的卡车旁边。他们撬下汽车轮胎，三人合抱着一只“救生圈”跳入怒江。怒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水下还有无数激流漩涡。三个机工冻得浑身发抖，在江中漂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岸。
像郑天赐这样逃出虎口的毕竟是少数，更多没来得及过桥的南侨机工与无数中缅难民一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然而，从惠通桥生死线上逃回昆明的南侨机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优待。经过几年炮火的洗礼，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牺牲和失踪者超过千人，被分配到黔、贵、川等地继续工作的二三百人，被盟军招募到印度抢运援华物资的二百多人，其他人大部分滞留在昆明。此时，国民党交通运输局竟然要遣散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在云南举目无亲，又无法返回故乡，一时间面临流离失所的境遇。在南侨总会的抗争下，交通运输局在昆明石堂山为机工们开设了一个“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
整训所里的日子分外难熬。机工们每天早上跑步，下午出操，不发工资，也不发零用钱。吃的是不见油水的“老妈妈汤”，住的是茅屋陋室。许多机工忍受不了这种苛刻的待遇，陆续离开，自谋生路。有的漂泊到滇西一带做小买卖，有的当杂役小工，还有一些人沦为乞丐沿街乞讨。
1942年12月15日的《新华日报》写道：
直到现在漂泊在云南等省的华侨机工，也还有不少，他们始而倾囊以食，继而典卖衣物，以求一饱。现在已是手持侨胞登记证沿门乞食了！他们在不愿为而不得不为乞食时，感受了最深切的痛苦……大家听到归国侨胞的这种凄惨悲愤的景象，除了同情，除了呼吁解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南侨机工们的悲惨处境引起了南洋华侨社会的关注。1943年12月，南洋侨领侯西反发起了“云南华侨互助会”。互助会成立后，753名失业机工和眷属衣食有了着落，被现实打击得冰冷的心，终于又得到些许温暖。
复员
1945年8月10日深夜，日本政府发出《请降照会》的电讯传到昆明。昆明各大报纸连夜用特大字号印发“号外”，在街头免费散发。昆明城沸腾了。市民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胜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街头巷尾，响起了庆祝胜利的鞭炮。据《大公报》报道，8月10日至8月16日昆明的棉纱、黄金、外币价格下跌50%，各大商家也都搞起了胜利大减价活动。
奋战在抗战第一线的南侨机工们喜上眉梢，他们终于可以回到阔别6年的南洋，与父母妻子团聚了。然而，机工们很快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鉴于国民政府曾经有过“遣散机工”的恶政，抗战刚一胜利，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庄明理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办理南侨机工总登记，发放奖金，发放服务证明书，与英国政府研究机工南返手续等。
国民政府侨务部门、交通部、救济善后总署等部门研究后，一致认为南侨总会提的要求极为合理，然而直到1945年底，他们也没拿出具体实施方案。盼望与家人团聚的南侨机工心急如焚。
事实上，国民政府根本没心思管机工复员的事。此时，他们已经单方面撕毁了《双十协定》，正忙着调兵遣将准备“围剿”共产党。
1946年1月，南侨机工的登记工作总算开始了。据统计，共有1100名南侨机工登记，其中90%来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夏玉清告诉记者，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阻碍南侨机工返回故乡的一个因素。战后，英法等国企图在东南亚重建战前的殖民体系。因此，东南亚各国都对移民入境加以限制，其中马来亚的入境政策最为苛刻。英属马来亚不仅限制南侨机工的入境名额，而且规定南侨机工必须要提供居留证明、居住经历和居住时间等。
经过南侨总会和华侨互助会的努力，1946年秋，拖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问题，终于见到了曙光。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机工登记名册，行政院核准发给每位机工200美元奖金和一张奖状。
上世纪80年代，蔡汉良仍然珍藏着这张奖状。奖状上写着：
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应予嘉奖，此状。
这不但是他身份的证明，也是祖国对他抛家舍业、投身抗战的认可。
1946年10月28日，第一批421名机工终于登上了从昆明西站开往广州的列车。昆明的老百姓对南侨机工抱有深深的谢意，各界人士在昆明西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前来送行的人们挤满了车站，大会向每一位荣归的南侨机工赠送了一枚“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
荣归的机工们从广州转道香港，再前往南洋各地。11月24日，悬挂“中华民族之光”“国之干城”“胜利荣归”等横幅和彩旗的丰庆轮缓缓驶出香港码头。
当年，3000多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到祖国，加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当中。而今，返回南洋的只有三分之一。除了1000多名机工牺牲外，还有1000多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祖国。
第三批复员的蔡汉良本打算返回南洋，刚到香港就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急电，于是从香港转道厦门回到了福建南安老家，并从此定居国内。
已经娶妻生子的翁家贵，本已经买好船票，打算带着妻儿回马来亚。可是临走前一天，他的妻子罗春芳却说：“我父母、弟弟都在云南，我不走了，你一个人走吧。”翁家贵只好退掉船票，跟妻子回了云南保山老家。
滇缅公路断绝后，被盟军招募到印度运送援华物资的黄铁魂，战后当了海员。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漂泊许久后才回到马来亚和丰……
几乎所有南侨机工的人生都被回国抗战的经历改变了。因为当初的选择，他们有的与父母、妻子从此永诀；有的放弃遗产一生潦倒；有的背负政治污名，在“文革”中饱受摧残，但是没有一个南侨机工表示后悔。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与祖国站在一起。如今在世的南侨机工只剩生活在云南的罗开湖老人一人，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南侨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