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军长征胜利，离不开这么几个因素：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涨的士气、严明的纪律、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对“白军”的不断瓦解。而这些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聂荣臻元帅曾回忆道：问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为了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种极其明确、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红军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政治优势。坚定的信念成为红军在长征中的根本动力，使红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
毛泽东向来重视红军的政治工作。从“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之路，红军政治工作不断加强，力量随之一步步发展壮大。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东在离开根据地之前，仍不忘鼓舞留在中央苏区的同志：“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由于博古、李德错误地实行了逃跑主义路线，悲观和怀疑的情绪像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央红军指战员的心头。特别是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将士腹空衣薄，翻山越岭，队伍中发牢骚的、骂娘的、问这是为什么的越来越多。“参加革命以来，还没有这样憋气过！”“当年跟着毛委员打仗，甭提多痛快了！我们照这样打下去，真成了外祖父是个绝户——没舅（救）了！”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目的是使广大指战员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革命一定会胜利。为了把中央战略意图转换为全体行动自觉，毛泽东起草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明当前红军的任务。
1935年2月18日，“四渡赤水”战斗正酣，长途奔袭之下的战士们疲惫至极，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要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指示》再次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政治工作，否则只能取得小的、局部的胜利而不能取得大的、战略的胜利。毛泽东特别会做随机性思想工作。红军进驻遵义时，毛泽东和徐特立目睹几个红军战士烧书取暖。进行一番教育之后，徐特立感慨，从红军战士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毛泽东对徐特立说：“所以我们每一个有理论水平的共产党人，其责任是何等的重大哟！”接着他用萧何和项羽的典故深入浅出地把尊重知识的道理教给战士，战士们茅塞顿开。徐特立感慨，你比我更懂得教育！要知道，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他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分量可想而知。
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红军坚持办《红星报》，组织宣传队，到农村搭戏台子进行宣传，甚至举办了运动会。在极艰苦的行军和战斗环境中，政治机关还开办了流动中的红军大学，创造了行军中的识字运动，把识字板挂在战士的背包上，一边行军，一边识字。不少参加红军时大字不识一个的战士，在长征结束时，也能够自己读书看报了。
红军战士是怎样识字的呢？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有过记叙。红军将识字运动和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党的纲领、方针路线和思想政治教材就是识字的课本。一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加入红军后，不仅很快能够识字，而且也掌握了不少党的理论，在思想上逐步转变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
近年来被不少网友抨击为“无用”的军队文艺工作，在长征时却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鼓舞士气，红军长征途中不只一次举办过晚会。1935年元旦前，红军在黔北余庆、黄平、翁安一带活动，打了几个胜仗，赢得了一些转机。驻在翁安猴场的中革军委召开了猴场会议，并指示各部队“就地宿营，安排好生活，欢庆元旦”。一军团总部吃了过年的“六碗菜”后，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同乐会。红军甚至计划在春节时举行“春晚”，但后来由于战事紧张未能举办。红军中的文艺小分队，确确实实鼓舞了广大将士的士气。
当前在少数人中存在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把政治工作看成一种多余的负担，认为政治工作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甚至引起官兵的反感，有的“妖魔化”军队文艺工作。与此同时，社会思想的日趋多元和开放则给官兵思想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泥沙俱下。一内一外两种状况如果叠加交织，可想而知会带来怎样的不利影响！
其实，政治工作绝非没有用，而是政治工作者的方法不对，没有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精髓。许多政治工作者不能躬下身子调查兵情、不能以问题为导向从实际出发搞好政治工作，导致自身威信逐渐降低。
很难想象，长征中如果没有思想政治工作，红军的结局会怎样？革命的火焰还会不会燃烧？长征精神告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巨大的。政治工作者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前政治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决不能否定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丢掉政治工作这个传家宝。特别是面对敌对势力的“精神鸦片”“拔根去魂”，更要发挥政治工作功效，坚决同“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等歪理邪说作斗争！
